著名法语翻译家柳鸣九逝世，享年88岁 | 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翻译？

原标题：著名法语翻译家柳鸣九逝世，享年88岁 | 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翻译？

12月15日凌晨3:40，著名法语翻译家，被称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逝世，享年88岁。据《文汇报》报道，这一消息来自柳鸣九的忘年之交兼遗嘱执行人江胜信，“柳先生在亲友们爱的包围中，静静离去”。

柳鸣九

作家，法语翻译家。祖籍湖南长沙，1934年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柳鸣九先生“译著等身”，其主要作品汇集为《柳鸣九文集》（15卷），共约600万字。柳鸣九先生长于法国文学名著翻译，译作包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小王子》《局外人》《磨坊文札》《雨果文学论文集》等。作为理论批评家，柳鸣九先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国文学思潮研究领域起到了打破思想禁锢的作用。2018年11月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

直到晚年，柳鸣九仍然笔耕不辍，致力于充当国内读者接触法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媒介。他曾将自己比作“一名中西文化交流桥上的搬运工”，一生奔忙，靠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江胜信，原文登载于《光明日报》（2019年01月02日 13版）。

他摩挲着《局外人》的封面，仿佛摩挲着他那颗“小石粒”

2018年11月24日上午，一位老者来到北京崇文门国瑞城西西弗书店。他戴着老式鸭舌帽、眉发皆白、坐着轮椅，与周遭的现代气息甚是违和。有人认出来了，迟疑地问：“是柳鸣九先生吗？”

正是柳鸣九。这三个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受众可窥知，85高龄的他还在著书立说。前些日子，他刚被授予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安静的书店内波澜骤兴：“你看的《小王子》就是爷爷翻译的，快和爷爷照张相。”一位母亲招呼着自己的儿子。“我们读过您的《萨特研究》，能和您合个影吗？”征得同意后，一对从澳洲回国的夫妇谦逊地半蹲在柳先生左右。

与热闹的眼前和广阔的学术半径形成对比的，则是柳先生安静的日常和狭小的生活半径。他足不出户，门上张贴着“医嘱静养谢绝探视 鸣九拜谢”的告示。他唯一的锻炼是被搀扶着，在不到40平方米的居室里走一会儿。除了去医院，他上一次外出是2017年11月12日，他在中国大饭店组织了“译道化境论坛”，邀来10多个语种的36位翻译家共同探讨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新标准。

西西弗是法国文学巨匠加缪经典之作《西西弗神话》的主人公，他惹怒众神，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巨石刚被推上山又要滚下山，他就周而复始、永不停顿地推，其形象喻示了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2015年9月5日，柳鸣九先生曾在15卷《柳鸣九文集》首发式上动情地说：“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在西西弗书店放置欧美文学作品的书架上，静静立着加缪著、柳鸣九译的《局外人》。柳译《局外人》重印次数已有26次，共发行销售了18万册。柳先生用手掌摩挲着《局外人》的封面，仿佛摩挲着他那颗“小石粒”。

▲ 柳鸣九站在居室内的书架前。江胜信摄

“一生只为打造一个人文书架”

虽说囿于斗室，谁说他不能去“远方”？轮椅去不了的“远方”，思绪可以牵着他去。他琢磨着、沉吟着，口授出来变作文字，文字里另有一番天地。

近五六年，柳鸣九通过口授撰写了《且说这根芦苇》《名士风流》《回顾自省录》《友人对话录》《种自我的园子》等著作，主编了《本色文丛》散文集42册、《外国文学名著经典》70种、《思想者自述文丛》8卷、《外国文学名著名译文库》近100种……如此工作强度，即便放到一位年富力强的学者身上也是很难承受的。

2016年末的一个深夜，柳鸣九在书桌前晕倒。诊断为脑梗，缠绕他10多年的帕金森陡然加重。2017年1月底出院，2月底竟又脑梗复发入院，这次影响到视神经，医生劝他：“您这个身体状况做眼睛手术的话，搞不好就全瞎了。”他不听劝。手术让他的眼睛恢复到能看二号字。“天不灭我。”又能用放大镜看书的他如是感慨。

打开他的橱柜，全是药。柜门上，贴着他宽慰自己的小条，“多一本少一本，多一篇少一篇，都那么回事”。他不过是借这句话放宽对自己强劳动的心理负担。事实上，他已达到了彻悟的境地，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就在那张小条的上面，还贴了另一张小条，上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友人对话录》和《种自我的园子》两本新书、“译道化境论坛”和《化境文库》第一辑，全是他两次脑梗之后的新成果，他最近又开始张罗起“情操”系列书函的编译。“一生只为打造一个人文书架。”这就是他所坚守的“天职”。

无心插柳，凭副业赢得至上学术荣光

柳鸣九此次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对他而言是一份意外犒赏。在他的多个身份中，比如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文艺理论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是靠后的一枚标签。

柳鸣九将他涉足的领域作了划分：法国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是主业；编书、写散文、翻译是副业。《柳鸣九文集》共15卷，其中论著占前面12卷，翻译占最后3卷，仅为文集总容量的1/5，收录的《雨果论文学》《磨坊文札》《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梅里美小说精华》《小王子》《局外人》等译作均属中短篇或由它们合成的集子，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长篇。

柳鸣九坦言对此“深感寒碜”，主业的浩瀚与艰深要求他全身心投入，他“智力平平、精力有限”，只能在译海里“这儿捞一片海藻，那儿拾一只贝壳”。

回过头一清点，译作总字数竟也超过了百万，其中不乏《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局外人》《小王子》等经得起时间淘沥、一版再版的长销书、畅销书。“翻译家”柳鸣九无心插柳柳成荫，居然凭副科成绩赢得了至上的学术荣光。

出版社和读者之所以买他的账，或可归功于主业与副业的相辅相成——把理论研究上细细咂摸、咬文嚼字、不偏不倚的劲头和追求用于文学翻译，或许更容易找到福楼拜所推崇的“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中那个最恰当的“字”；理论研究须捕捉言外之言、意外之意，将此技能施于文学翻译，或许更容易领会作品的画中之境，弦外之音；也因为他将翻译视作副业，不靠其安身立命，他才能不缚于名缰利锁，自在张开所有的感觉触角，探微文学作品的细枝末叶；还因为他精力有限只有零零碎碎的时间，他干脆在短而精方面发狠劲儿，力求极致。如此说来，主与副只体现为量的主副，而非质的主副。以翻译之质高而赢得中国翻译界最高奖，亦可谓实至名归。

▲ 柳鸣九译作代表作品《小王子》

▲柳鸣九译作代表作品《磨坊文札》

为小孙女翻译一本儿童文学名著

柳鸣九大大方方承认：“我所有的翻译几乎都是我主业工作的副产物，或者跟主业工作有关而被逼出来的译本，很少是出于我个人的意念、主动地去翻译的。”

但有两个异类：《磨坊文札》和《小王子》，它们均属内心之需、情之所至。

《磨坊文札》是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集。都德成名后，购买了普罗旺斯乡野间的一座旧磨坊，乏了累了，他便从喧闹的巴黎脱身来到磨坊，隐居，写作，激起并积起创作《磨坊文札》的灵感与题材。柳鸣九心烦心累心伤时，也渴望有个逃遁所、避风港、栖身地，但他没有乡野间的宅子，唯有把《磨坊文札》当作心间的磨坊、灵魂的绿洲。

他第一次捧起《磨坊文札》原著，是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三年级时。那会儿，他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坎儿：他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因面临休学危险而愈加焦虑、恐慌。他不得不每隔一天就请假一次，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西苑中医研究院扎针灸，每天课后得去锅炉房，在一炉熊熊大火的旁边拨出一堆“文火”来熬中药。难熬的时光里，身边同学的每一声问候、每一份同情、每一个帮助都令他感激动容。这时，他读到了《磨坊文札》里的《高尼勒师傅的秘密》。

高尼勒的磨坊营生被城里的机器面粉厂压垮了，乡人见他痛苦不堪，全都主动把小麦送到磨坊。“正因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坎坷，所以，《高尼勒师傅的秘密》中乡下人那种纯朴诚挚的互助精神，使我特别感动。”柳鸣九说，“我译小说最后那一节时，就未能像好样的铁男儿那样‘有泪不轻弹’。”

出了大学校门，他与《磨坊文札》一“别”就是20多年。直至中年，柳鸣九发现，消除焦急、烦躁、火爆的情绪最有效的办法是“将这本恬静、平和的书译个两三段”，几年下来便译出一整本《磨坊文札》。

所以，《磨坊文札》是一部疗愈之书，疗愈了都德，疗愈了柳鸣九，疗愈了捧起它的读者。

而《小王子》则是一部慈爱之书，字字饱蘸着祖父柳鸣九对孙女柳一村的慈爱。

2005年，当一家出版社提议柳鸣九翻译《小王子》时，他直接拒绝了。拖了些时日，他突然一个激灵——我总是感叹“与对小孙女的钟爱相比，我做任何事情、付出更多都是不够的”，那么，为她译一本儿童文学名著，并在扉页标明是为她而译，岂不是很有意义、很有趣味的一件事！

柳鸣九认为，《小王子》是将想象与意蕴、童趣与哲理结合得最完美的儿童文学范例。“一个稚嫩柔弱的小男孩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之中，独自居住着、料理着一个小小的星球，这大概要算是任何童话中最宏大、最瑰丽的一个想象了。”

柳鸣九期待着小孙女能成为小王子的朋友，能像他一样天真、善良、单纯、敏感、富有同情心，能像他一样既看到一个大宇宙又呵护自己的小星球，能像他一样懂得取舍、珍惜友情、守护真爱。

柳鸣九翻译的《小王子》于2006年出版。这一年，柳一村3岁多，它陪着她慢慢长大。

如今，老祖父的心愿正在开花结果，小孙女真的和小王子成了好朋友。擅长绘画的柳一村将心目中的小王子画了下来，一张又一张。

2016年，祖父柳鸣九提供译文，孙女柳一村提供插画的新版《小王子》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温情推出。祖孙合作的创意呈现，这在《小王子》的历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

1981年，柳鸣九去法国游学期间拜谒了萨特墓

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翻译

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信、达、雅。

“信、达、雅”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于1898年提出的，“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00多年间，“信、达、雅”三标准引起多次争论，遭到各种质疑。直译说、意译说、硬译说、信达切、“忠实、通顺、美”“自明、信达、透明”……各种新说法欲取而代之。

鲁迅特别强调“信”，主张硬译。鲁迅的精神地位和学术地位，使其倡导的“硬译”二字成为一两代译人心中的译道法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教授高名凯把硬译术愚忠似地用到极致，结果被撤了教席，所译的几十本巴尔扎克的书全成了废纸。

“在译界，一方面形成了对‘信’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信’的莫名畏惧，在它面前战战兢兢，生怕被人点出‘有一点硬伤’。对‘信’的绝对盲从，必然造成对‘雅’‘达’的忽略与损害。”柳鸣九不建议用“信、达、雅”三个标准来泾渭分明地衡量翻译的优劣，他推崇的是钱锺书的“化境”说。

1979年，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钱对“化”做出如下解释：“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同时也坦陈，“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化’不可实现却可追求。其实，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似乎要简单一些。”柳鸣九的方法是，“先把原文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再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语，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

“讲究的修辞学”，这是柳鸣九颇为看重的，因此他的译文有时被认为是“与原文有所游离，有所增减”，柳鸣九自己对此调侃为“添油加醋”。比如，莫泊桑的《月光》之中，有一句若直译，应被译为：“她们向男人伸着胳膊，张着嘴唇的时候，确实就跟一个陷阱完全一样。”但柳鸣九的译文是：“女人朝男人玉臂张开、朱唇微启之际，岂不就是一个陷阱？”

在柳鸣九的心里，“添油加醋”并不是一个坏词儿，“把全篇的精神拿准，再决定添油加醋的轻重、力度、分寸与手法，而绝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高明得多。”支持柳译的翻译家罗新璋不吝赞美之词，“柳译精彩处，在于能师其意而造其语，见出一种‘化’的努力。”

来源：光明网、译·世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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