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瘟疫简史Ⅲ卫生即卫国：近代中国和的防疫
原标题：瘟疫简史Ⅲ卫生即卫国：近代中国和的防疫
卫生即卫国：近代中国和的防疫
卫 生
现代汉语里很少有像“卫生”一样多义的词汇：“卫生”一词既能用于修饰与个人私密行为有关的事物（例如卫生间、卫生纸、卫生巾），也包含了公共及社会层面上的含义（卫生部、卫生所、卫生文明建设）。在近现代东亚，作为概念的卫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政策的卫生则更是与国家主权、文明进步紧密联系，可以说，卫生即是卫国。
卫生一词并非近代所创，最早见于《庄子》：“南荣趎曰：…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明代以《万寿仙书》著名的养生家罗洪先也著有《卫生真诀》，提倡以修习气功延年益寿。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卫生”和养生并无二致，获得“卫生”的途径也基本属于受到道教影响的传统中医范围。
万寿仙书，清刻本，曹无极增辑；藏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
“卫生”一词在
那么卫生一词是如何在近代被赋予新的含义呢？在我国近代的语言转换中，受到了大量来自的影响。自效仿唐朝以来便一直使用汉字，在正式场合和知识人中，使用汉字乃至于汉文更是基本素养。因此，率先接受西方影响的在翻译欧洲词汇的时候大多译成双音节汉字词汇，例如“哲学”、“政治”、“经济”等等。“卫生”也是如此。
1871年，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周游欧美各国，学习西方技术与制度。岩仓使节团其中的一名成员長与専斎对与德国逐渐建立起的公共卫生制度大为赞赏，认为也应效仿欧洲建立起类似的制度。虽然長与曾在长崎学习西医，也因此才能参与使节团，他却是出身于传统的汉方医学世家，对中医典籍相当了解。因此，在翻译“hygiene”（卫生）这一外文词汇时，長与选择了中医术语中的“卫生”。
（岩仓使节团领导人合影，自左起分别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有趣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中国，“卫生”的含义也在发生着改变。长期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科学典籍的人傅兰雅（John Fryer）在介绍西方近代医学的时候同样使用了“卫生”一词。他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翻译写作了一系列旨在通过科学知识鼓励个人卫生习惯的通俗书籍，例如《化学卫生论》、《孩童卫生编》等。不过，傅兰雅书中的“卫生”仍停留在个人层面，缺乏長与専斎所谓“卫生”中公共政策的层面。
傅兰雅编译《孩童卫生编》，出自Rogaski, 119
由于更早开始全方位与西方进行接触，最先意识到了卫生政策不仅关乎个人健康，也涉及国家利益。1893年11月，外务省收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申请。申请人是东京起廃病院院长後藤昌文，当时他声称他的医院能提供世上少有的麻风病治疗手段。起廃病院的奇迹甚至扬名海外，以至于旧金山市政府希望能遣送当地病人到接受质量。虽然後藤昌文认为这是能体现其医院水平高明的机会，驻旧金山领事珍田捨巳却极力反对：
“癩病患者を送致する事に相成候はば、本邦は恰も桑港癩病患者の棄場たるの外観を生じ、衛生上の不都合は勿論、幾らか我が国民の品位にも影響を及ぼすに至り可申儀と愚考被致候”
(如果准许对方遣送麻风病患者，我国将被视为旧金山丢弃麻风病人的垃圾场。姑且不论卫生上的问题，在下认为这还可能会对我国国民的国际地位造成极大的影响。)
珍田捨巳发往外务省的报告，来源：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书馆
换句话说，如果任由受到歧视的病人进入，便会被视作麻风病多发的落后国家，而不是鲜有麻风病的发达国家。数年后，当第一次麻风病国际大会在柏林召开时，特别派出了因参与发现鼠疫杆菌而享誉学界的北里柴三郎（参见之前的推送）参会，高调宣扬在防控麻风病中取得的进展与成果。
战疫与国际形象
并非唯一的一个利用国际医学会议树立自身国际形象的东亚国家。1911年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便成就了中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一次鲜为人知的胜利。1910年冬，在中国东北北部的满洲里一带发生了肺鼠疫，疫情很快通过贸易抵达哈尔滨，并沿着俄国兴建的中东铁路向南蔓延至长春、奉天（沈阳）等地，先后造成近六万人。疫情发生后，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的俄国和都试图以控制疫情为名派遣军方医学人员甚至军警，以扩大其在东北一带的势力。
在边界负责检疫的俄国医务人员，来源hahn.zenfolio.com
为防止疫情政治化，清政府在1911年初向欧美各国发出邀请函，宣布将在奉天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以调查此次疫情的起源和病理特征。虽然1894年法国医学家耶尔辛和北里柴三郎已经发现了鼠疫杆菌（参考之前的推送），医学界对肺鼠疫还了解甚少，因此纷纷积极响应。为了防止派出的人员主导会议，清政府提前两个月便邀请专家访华，收集各类信息以进行充分研究。
清政府的另一秘密武器则是曾主持防控此次东北疫情的医生伍连德。伍连德祖籍广东，生于英属马来亚，并在剑桥大学以优异成绩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到马来亚的伍连德在当地未能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便于1907年接受清政府邀请，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凭借其流利的英语、扎实的西方医学训练，伍连德赢得了参会欧美专家的一致认可，被选为大会主席。本次会议也因此成为了一次纯粹学术性的会议，最终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并未对东北地区和清政府提出任何行政上的建议。
伍连德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会后，清政府迅速组织成立了北满防疫处，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公共卫生机构。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满防疫处及其衍生机构继续承担管理全国公共卫生的职责直到1935年。伍连德撰写的研究报告被国际联盟认定为防控鼠疫的标准参考书，直到1954年才被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所撰写的指导书籍取代。
凭借其在防控（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布制口罩等防护装置）和研究鼠疫中做出的贡献，伍连德于1935年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学奖。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伍连德出生于英属马来亚，但不知为何在官方记录中所属国家是中国。可以说，伍连德是第一位华裔诺贝尔奖候选人。
最近几十年以来，伍连德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然而与麻风病的渊源却并未停留在二十世纪初。1907年，出台通过了麻风病预防法，正式批准建立了多个麻风病疗养所。期初只是建议入院治疗的麻风病人逐渐面临愈发严重的歧视，在多地出现了强制入院治疗的情况。由于麻风病的根治手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普及并得到推广，有数千乃至上万名麻风病人被迫在疗养院中度过了几乎是软禁的一生。麻风病预防法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废除，两年后幸存的麻风病人联名起诉政府要求赔偿，并在2001年胜诉。政府同意为每位病人支付终生抚恤金，并建立国立麻风病资料馆以铭记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资料馆内再现了当时疗养院中的生活环境，来源国立麻风病资料馆官网
本系列介绍并分析了几次重大疫情与传染病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疾病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丰富且发人深省的新视角：
从科学史角度而言，对疾病的认识是曲折且漫长的，以鼠疫为例，对鼠疫最了解的医生也因为接触鼠疫而去世，短期内积累的知识因此而断绝。
从环境史角度而言，病原体与人类同属自然界，病原体的蔓延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不可分离，例如排出沼泽的积水就能通过消灭蚊子的栖息地而控制疟疾的蔓延。
从经济史角度而言，疫情的扩散又和跨区域的经济联系和城市人口密集紧密联系，因此能最大程度对区域经济造成破坏。
从社会史角度而言，疫情放大了社会中隐藏的裂痕与矛盾，甚至能引发新的歧视与迫害。
从政治史角度而言，如米歇尔·福柯所谓“生命权力”（biopower）所示，从“卫生之经”到“公共卫生”的转变其实也是政府对普通人控制力上升的体现。
本次新冠疫情，再一次证明了疫情在人类社会中自古而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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