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称谓的由来
“文庙”源起于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国以曲阜阙里的孔子“故所居堂”藏其生前“衣冠琴车书”“后世因庙”。据现存曲阜“阙里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的东汉《史晨碑》记载，当年鲁国执政者组织官员士人等九百余人在孔子故居祭祀孔子。那时依宅所立之“庙”，显然只是一处追思纪念之场所，遂成为后世各地“文庙”建筑体系的起源。
关于“文庙”的称名问题，历朝历代并没有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给予明确而统一的规定，其称谓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例如，我们不把“曲阜孔庙”称作“曲阜文庙”，也不把“南京夫子庙”称为“南京文庙”，因为父老乡亲长年口耳相传，早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了。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文庙”的一些不同称谓，与历代统治者给予孔子的封号有着密切关系。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开帝王追谥孔子之先河，拉开后世对孔子持续加封的序幕，“文庙”的不同称谓就是对这种变化中的封号不断调适的结果。例如，北宋初年，江阴文庙始创，景祐年间，范仲淹在《重建文宣王庙记》中把江阴文庙称为“文宣王庙”，原因就是此前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29年），明世宗重新厘定祀典，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于是江阴文庙又奉诏改为“先师庙”。
“文庙”称谓的发展变化总体上体现出文庙由孔子的弟子、后裔祭师拜祖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的转变。随着师生情、血缘性的消解，其文化、政治的意义逐渐凸显，一直以来处于自发、散乱状态的各种名称也逐步向“文庙”的称谓过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从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后世对孔子的封号中大都含有一个“文”字，这准确表达了孔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庙”后来属于国家行为的礼制建构，代表民族精神，彰显家国情怀，乃正统之象征。明洪武年间一位叫程徐的官员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