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没有汉语拼音的古代，古人这么学习汉字，网友惊呼古人智慧
原标题：在没有汉语拼音的古代，古人这么学习汉字，网友惊呼古人智慧
汉语拼音的发明直接促进了中国汉字的发展进程，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没有汉语拼音的时候，古人是怎么通过学习认识汉字的呢？而且老师是怎么教学生识字？难道仅仅是凭借直接看吗？其实古人在就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来传播文化，真是敬佩古人的智慧
直接上个最简单的，保证一看就懂：
1、当：都郎切——d（u）+（l）ang=dang；
2、东：德红切——d（e）+（h）ong=dong；
3、公：古红切——G（u）+（h）ong=hong；
以上的三个例子都是取第一个字A的声母，取第二个字B的韵母，把这几个字重复快读，你就会发现它能产生拼音的效果。比如：“都郎”！“都郎”！“都郎”！就变成了“当”对不？“德红”！“德红”！“德红”！就变成了“东”对不？“古红”！“古红”！“古红”！就变成了“公”对不？是不是好神奇了？？？其实，就是下面这个道理，以“当”字为例：都，在古代的读音标注中叫“韵部”——相当于拼音的声母；郎，在古代的读音标准中叫“韵腹/韵尾”——相当于拼音韵母。至于后面的“切”字是啥意思？注意，“切”本身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让我们在两个字的组合读音中，“切”出一个音来——可谓相当形象生动。这，就是传说中的《切韵》了~！隋代《切韵》是中国史上的第一部“韵书”——何为“韵”？其实就是和“拼音”一个意思，总之就是指标准的读法。可能有朋友会问了：既然古代没有拼音，那你上面举的例子里，是怎么知道“都”就是“du”？“郎”就是“lang”？你要是这样问我，我是真的没有答案了~因为，这已经不可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古代韵书中归为“韵部”的那些字，它的读音就是已经确定了的。说到这，就得先解释另一件事了。虽然，韵书要到隋朝才出现。
而且，自有正史的夏商周三代起，一直到清雍正的3000~4000多年时间里，我国历史上从未试过推动“语同音”。
注：清代雍正曾设“正音馆”，以北京话为国语——老北京话，不是今天的北京话，要求全国执行，但是后来也不了了之，所以要“留”到新中国诞生，才终于完成。尽管如此，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没有语言教学。孔子有一句大家都熟能详的话还“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还记得不？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学习周代的书籍《诗》《书》就一定要用“雅言”。这个雅言一般主流观点都认为是作为统治者的姬周人使用的关中（长安）方言，而姬周人自己的解释则说这是他们的先辈在夏代时学习的夏人之语言（古“夏雅”同音）。但不管如何，从孔子与雅言的这个例子就可以得知，古代人不可能因为没有发明音标或韵法，就没有语言教学，如果都不推广语言的话，那周天子怎么和天下诸侯沟通？
识字知书的士大夫阶层又怎么和诸侯沟通？所以说，追溯到隋以前的晋、汉、秦，乃至周商夏，都一定程度存在“语同音”的，起码上流阶层都会同一门语言。我们不知道的，只是上古三代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韵法而已。目前可查最久远的语言教材是来自先秦时期的《史籀篇》和《尔雅》。
两书均被《后汉书.文艺志》所收录，其中《尔雅》保存得比较好，共有3卷20篇，并且一直流传了下来，而《史籀篇》则已经佚失，只在《说文解字》中保留了223个字。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推动了中华民族史上的第一次“书同文”，那么，我们也可以由此想象到，既然书已同文，则“语同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自然而然地推动普及，因为原来的六国人的文字与秦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再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读音去读秦帝国制订的书本已变成不可能。
所以，《史籀篇》和《尔雅》，与秦始皇时代的《仓颉》《爰历》《博学》的5大先秦辞书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早的文字读学教材。后来，进入西汉时期，又有了《凡将》《训纂》《滂喜》《急就》等相关著述。因此，我认为影响极其深远的东汉许慎之巨作《说文解字》的基础就是来自这些前人之作。《说文》全书收录9353字，又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同文1163字，合共解释了十三万余字，几乎奠定了所有汉字的字义与来源，以及读音。许慎在这10几万字中共提炼出来540个部首，在辨识文字的声读时，他使用的方法主要就是“读若法”和“直注法”。【直注法】就不多解释了——就是已经确定的读音。龢，《说文解字》注：从龠禾声。读与和同。
【读若法】从象形文字的“形声形义”的创造理念出发，把同一部首或偏旁的字归类为同一声部，然后在部首或偏旁中取其中之一来作为文字的“声旁”，以表示它的读音。如“坪”，《说文解字》注：从土从平，平亦声。“平”就是它的声旁，所以它的读音就是“ping”。而那个“亦声”的意思，则是指在释读的时候，要么从形声的角度出发，要么从会意的角度出发去解读字音（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也就是说，这个“亦声字”不是一个可以“一键到位”的读音技巧。比如“吏”这个字，《说文》：吏，从一从史，史亦声。如果是按“形声”，那么“吏”肯定是读“shi”，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要么形声要么会意，而“吏”作为名词，又是指人，显然就不适合用“形声法“释读。
所以《说文》又注：“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从一”，所以古代时“吏”与“一”应该是同声的，假设东汉时“一”就是发“yi”，这就是为了表意的发音。相信聪明的读者也留意到了，我们虽然无法百分百肯定东汉时“吏”、“史”、“一”是发什么音，但是有趣的是，今天这三字的发音却确实与《说文解字》的释音非常接近，把“史”（shi）与“一”（yi）来个“切”音就大致解决了：syi转音成今天我的“li”是非常可能且顺理成章的事。不管如何，今天的“史”、“吏”、“一”还是几乎还是同一个声部。所以，为何我们的专家们有办法复原古汉语，不得不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简单。
《说文解字》里还有一种读音技巧叫“省声”，这个方法和亦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必然的“形声”或“会意”，但是它的释读方法却仍然是以声旁为读音，例如：郊，“从邑交声”（“阝”为邑简写）——就是说它的部首是“阝”，但它的声旁却是“交”；超，“从走召声”——它的部首虽然是“走”，但声旁却是“召”。这种方法的是因为无法“形声”也无法“会意”的情况下而创造的，所以“省声”法并不是一个十分科学的方法，是许慎的一个折衷选择，但是这个办法到了《切韵》诞生后就解决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流行一个观点，说东汉尚未发明“反切法”（即隋《切韵》中的注音方法），其实这是错误的。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
孙炎，字叔然，三国著名经学家，曾为《尔雅》作注，改名《尔雅音义》，里面就有“反语”，方法与后来的“反切”法是一样。到了隋唐时代，由于汉字历经了近千年，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因此在上述的“反切法”的运用，已经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文字读音问题。所以，唐诗宋词开始大爆发！
后来有了汉语拼音，汉字的教学变得容易，汉语的传播业变得更加的简单，这让中国的汉语走向世界奠定了一个基础，最后还是要感谢汉语拼音的推动者吴玉章，如果没有他的重视，我们的汉语拼音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的。向前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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