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离经叛道的佛门奇僧，写了一本惊世骇俗的性爱宝典，你服不服？
集历史学家、画家、启蒙思想家于一身的学术大师，精通佛法、辩才无双的佛门高僧，探讨性爱的大胆著作《西藏欲经》的作者——竟然有人把这几个身份集于一身，是不是很神奇？
他就是更敦群培。
“西藏情僧”仓央嘉措人人知道，“西藏欲僧”更敦群培知道的没几个。
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奇人。
虽然说他是“西藏奇僧”，但其实他不是西藏人，而是青海人。1903年，他生于青海的安多藏区。
他的父亲是一个活佛。不过，藏区大大小小的活佛难以计数，并不稀奇，就连他自己也被认定是一个喇嘛的转世。七岁那年，他父亲死了，剩下他和妈妈、姐姐相依为命，家境贫寒。
从十一岁起，他辗转在好几座寺院里学习。
学什么呀？出家不就是念经打坐敲木鱼吗？这也要学？
在以前，寺庙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就拿更敦群培求学七年的藏传佛教著名寺院拉卜楞寺的闻思学院来说，要研习三藏，也就是经、律、论；三学，也就是戒、定、慧；四大教义，也就是毗婆沙、经部师、唯识师、中观师。还要通过老师传授、背诵和辩论的形式，掌握五部大论，也就是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学。学完这些，你猜要多久？
十五年！
学完这些，考取了学位（叫“格西”）之后，只是完成了显宗的学习，具备了修习密宗的资格。
其实这些名词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你就理解成读完本科还有研究生吧。总之，要读很多很多书，要背很多很多课文，要勇敢地和别人辩论，比我们上大学辛苦多了。和尚真不是那么好做啊。
更敦群培在前一所寺院已经学完了因明学的初级课程，所以一进拉卜楞寺就跳级去读五年级了。因明学，就是古印度的逻辑学，从来都是以难懂著称，可见更敦群培从小就聪慧过人。
不过，他的叛逆性格这时候也显现出来了。
他喜欢和西方人交朋友。那时候，有个美国基督教牧师住在附近，他跟牧师学英文，牧师跟他学藏文。姐姐知道了，警告他说和外国人接触多了，你头发和眼睛都会变红，他仍然置之不理。
他有一个高逼格的爱好：手工制作机械玩具。他在宿舍里把一只破钟拆了，用零件做了一艘小船，放进水里就能往前开。还做过难度更高的，一只会飞的机械鸟。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挑战了权威。在参加辩论考试的时候，他公开对寺院千百年来使用的教材提出质疑。那些教材是从前的活佛们对佛经做出的解说和阐释，从来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寺院里的高僧们都惊呆了，也很不爽，可是没有人能够从理论上驳倒他。
锋芒太露，难免被报复。辩论考试事件没过多久，更敦群培就被迫离开了拉卜楞寺。没办法，他在那里已经呆不住了，处处受到记恨和刁难。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正好。
更敦群培决定去拉萨。他对挽留他的亲人说：
作为一只布谷鸟，留在乌鸦当中有什么用！1928年，二十五岁的他走了四五个月，终于到达拉萨。举目无亲啊，寄居在一个商人家，以帮人画画挣点生活费。
结果遇到贵人了。房东请他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帕邦喀活佛画一幅画像。
这位活佛可是个大人物。第一，地位高。每回达赖喇嘛出行，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里边他排第二位。
第二，造诣深。他讲经说法走的也是不墨守成规的路线，所以常常让和他辩论的其他高僧下不来台，以至于后来达赖喇嘛做了规定，不让他在三大寺登台。
第三，人脉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是他的弟子，摄政是他的师兄弟，有时候达赖喇嘛叫他去见面，他还摆谱不去。
更敦群培就是为这个大人物画像。他出手不凡，画得和帕邦喀活佛一模一样，活佛开心极了。
但开心之余也有点小忐忑：万一达赖喇嘛看到了画像，会不会觉得这是对他的冒犯呢？虽然平时和达赖喇嘛偶尔有点小顶撞，但帕邦喀活佛还是晓得事体的，所以他马上就决定请更敦群培为达赖喇嘛画一幅比他自己那幅更大的画像。这样，达赖喇嘛就不好怪罪了吧？
更敦群培不辱使命，果然画出了一幅更好的达赖画像。
能者多能啊。
这样，更敦群培在绘画方面的名声就打开了。西藏的贵族和高僧纷纷来请他画像，不仅收入提高了，社会关系网也建立起来了。
“藏漂”更敦群培站稳了脚跟。
他绘画的技能很高超，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
他认识一个西方摄影师，两个人经常讨论艺术。有一天，更敦群培到市场买了一瓶酒回来，大口大口喝，一边喝一边问摄影师他脸变红没有。喝光最后一滴，他终于醉了，然后……
他脱光衣服，坐下来，开始作画。
他画了一幅完美的人物画，从人的手指尖开始落笔，以一笔连续不间断的线条画出了整个人，最后回到原先出发的那个手指尖，完成了他的作品。
这神乎其技的水平，谁看到都得跪。
但绘画只是他暂时的谋生手段。他千辛万苦来到拉萨这个佛教圣地，不就是为了进行佛学深造吗？
他才不要当一个给人画像的匠人呢。
没过多久，他就进入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府、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学习。
于是，他又在哲蚌寺呆了七年。
在那里，从他一进寺起，就以一名无敌的辩论者而著称。
有一个更敦群培很仰慕的高僧在一次辩论中向他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心想这年轻人肯定答不上来，就很豪气地说：“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我就把我的‘曲鲁’送给你！”曲鲁，就是一种做法器用的小水瓶。
结果更敦群培一把抢过他的曲鲁，一丝犹豫都没有，就把问题回答了。高僧愣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哈哈！”更敦群培说，“我熟悉佛经的基本要点以及对这引进要点的注疏，但是，这不实践，要这个格西的称号有什么用呢？它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称呼而已。”寒窗苦读十几年，学位就要到手前却主动放弃，现在你知道更敦群培有多狂傲了吧。
所以在拉萨，他被高僧们称为——“疯子”。
他也从来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在西藏生活数年之后，他要去印度了。他还想着去苏联、美国和英国。
他告诉朋友，听说苏联有三个学者和他一样，所以他打算去拜访他们，交流观点。朋友说，在西藏人人都和你一样啊。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个人像我！”
心灵的孤独才是最大的孤独。
他就去了印度。就带着一只黑色皮箱，自称“安多的托钵僧”，他开始周游列国。
在那里，他把英语、梵文和巴利文学熟了。他一共能说十三种语言。他写了很多文章，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民俗、地理、考古、医学等等领域。
在这些深邃庞杂的著作中，有一本尤其显得特别。那就是《西藏欲经》。
众所周知，印度自古流传不少以情欲和性为主题的著作，而这些著作和宗教观念也息息相关，最著名的就是《爱经》。更敦群培在印度读过二三十种这个主题的书，于是他自己也写了一本。
且慢……作为一个出家人，更敦群培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不得不说，他经验丰富。
1938年，他在西藏考察时，就在路上和一个藏族女子保持过一段时间的关系。他给她画了许多速写，还写了一首诗赞美她：“她的双眼像盛满的两杯波斯酒，她的面颊似克什米尔的苹果，她的发辫若沉重的神龙的身影。”
1941年，他居住在昌都，在住处楼上窗户向外看，发现了楼下路过的一位漂亮姑娘，就爱上了人家。后来还和这位姑娘结了婚。
还有一个传言，说他被捕入狱时，还向当局要求让他把一个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带进监牢，以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他这么说是有实践作为支持的：“鱼只有入水中才熟悉水的深浅，一个人的经验越多知识就越丰富。……由于我只熟悉康、藏的女人，因而对康、藏以外的女人并不十分了解。康巴女子温柔而多情，藏地女子则擅长技艺。”
这本《西藏欲经》也同样内容丰富，它论述了性爱的六十四种艺术，并且将其分为八个部分：拥抱、接吻、捏和抓、咬、来回移动和压迫、声音、角色替换、姿势。他在里面提供了避开各种压抑的令人高兴的忠告，详细地描述了性行为，揭示了怎样利用性快乐来增强精神的洞察力，并且阐述了怎样增进女性的性快乐。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揭示了女性的不平等和她们作为社会和法律的牺牲品的现实。
毫无疑问，尽管古代佛教有性和佛法结合的传统，但更敦群培的这本书仍然是惊世骇俗的。他离经叛道的名声更加响亮了。《欲经》在1938年写成，之后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1967年才在印度出版，1992年才由一位著名的美国藏学家翻译成英文。
这样一本“淫书”到底有何意义？
所以，我必须严肃地指出：意义大得很。藏学家沈卫荣说得比我好，就直接引用他的一段话吧：
近代西藏是一个宗教神权专制统治的社会，僵化保守是其重要特征，说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人享有男女平等、自由的性爱，这只能是今天的西方人才想象得出来的一个神话。作为一名转世喇嘛，更敦群培对此一定体会深刻，故不惜以离经叛道来反抗这种令人窒息的神权体制。总之，更敦群培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理解男女情爱、追求两性性爱的喜乐，并通过《欲论》的写作，用西藏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将印度文化中的这个特有的传统引入西藏，这对当时极端封闭、保守的西藏社会，对受宗教神权统治的西藏人民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蒙意义。所以人家才不是只会发车的老司机。写这本书的用意和他的其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他意图改变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政治思想。
他在印度接触了要改革西藏的“西藏革命党”，结果在周游十二年后再次回到拉萨几个月之后，这段经历成为他被捕的理由。
他风尘仆仆，行囊一空，只带着那个黑色皮箱，还有一个炉子、一个带柄平底锅和一些卧具，除此一无所有。
1946年，他被认为企图颠覆西藏地方政府而被捕。他请求给予的唯一优待是保存好他所作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手稿。
但检察官根本不了解那些敦煌古藏文手卷和西藏各地碑铭铭文的价值，他们毫不在意地把那些手稿和文献胡乱收在一起，扔进一个箱子。后来，它们再也找不到了。
在监狱中关押两年多之后，他获释出狱。
衣衫褴褛，骨瘦如柴，长发披肩，疯疯癫癫。而且，他在狱中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每天起床后如果不喝酒，就会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
1951年，更敦群培去世，年仅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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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解放军就进入了拉萨。无论是否情愿，西藏都告别了过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日的新社会。
去世之前，更敦群培这位一生疯癫的叛逆者留下了这样的话：“疯子更敦群培已经看尽了全世界有趣的事了。现在，听说在下面有一个著名的地方，我在想，假如我下去的话，那会是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