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文/ 约翰·格雷】
终有一天，眼下空无一人的街道将再次被行人和汽车填满，我们也将长舒一口气，告别宅在家里靠网络打发时间的生活。而届时我们将发现外面的世界已变得与疫情暴发之前完全不同，这一变化并不是暂时的，那个稳定均衡的世界已消逝在历史中，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将注定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2020年4月1日在英国NewStatesman网站刊发评论文章：《为何说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全球化的高潮已经结束，那个对全球化生产和超长供应链过于依赖的经济体系将变为一个各国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的经济体系；世界各地永不停歇的奔波生活将渐渐停下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物理空间上将变得更加受限，而虚拟空间里的生活方式将得到大大扩展；此外，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正在逐渐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比此前的世界更具韧性。
曾经十分强大的不列颠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极快地发生着变化。在议会的紧急状况授权之下，英国政府已把正统的经济观念彻底抛弃。历经多年愚蠢的经济紧缩政策之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与军队、警察、监狱、消防队、护理员和清洁工一起都已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我们有许多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新冠病毒终将被制服，我们的政治体系也将得以幸存。不过并非每个国家都会像英国这般幸运，有太多的国家正在控制疫情和挽救经济之间苦苦挣扎，其中一些国家将跌跌撞撞甚至倒地不起。
在进步派思想家所坚持的世界图景中，未来总是比过去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这种心态有助于他们保持表面的神志正常，不过它却侵蚀了我们作为人类在当前来说最为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与时俱进、创造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fashion different ways of life）。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打造更具韧性的经济和更加适宜人类生活的社会，而此前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暴露在混乱无序的全球市场面前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龟缩到小国寡民的那种地方主义闭塞状态。如今，全球总人口的数量太过庞大，自给自足已不再可能，而且大部分人应该并不愿回到前现代社会的那种活动范围狭小而封闭的生活状态。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里急速发展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也不会再继续下去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我们曾对金融体系做了一些修补工作，而此次新冠疫情再次暴露了这个体系的诸多致命缺陷。自由资本主义已经破产了（liberal capitalism is bust）。
自由主义就自由和选择展开了论述，这种自由主义其实是一个实验，它试图消解那些构成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根植于传统的因素，并承诺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取而代之（with all its talk of freedom and choice,liberalism was in practice the experiment of dissolving traditional sources of social cohes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the promise of rising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这个实验早已开始。遏制疫情蔓延需要让经济暂时停摆，然而当经济重启时，我们却很可能会发现各国政府正在给全球市场戴上紧箍咒。
眼下，如此之多的基本医疗物资都由中国生产，此类产业由任何单一国家垄断的状况都是不可接受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医疗物资以及其他敏感物资的生产都必须重返英国。一直以来，“英国应逐步放弃农业生产并依赖进口食品”的说法被批驳为一派胡言，可以肯定今后这一观点也很难获得市场。随着人们出行的减少，航空市场将出现萎缩，各国的边境管控也会变得愈加严格，这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全球性现象。此外，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这种狭隘的目标对各国政府来说也将变得不再可行。
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将取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呢？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观察者网注）在其1848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所提到的“稳态经济”（stationary-state economy）是环保主义者给出的答案。“稳态经济”这个概念传递出的信息在于，扩大生产和消费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人口的增长也将受到抑制。
与如今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同，约翰·穆勒当时就意识到了人口过快增长所蕴含的风险。他在书中写道：“在一个被人类占据的世界上，我们将看不到长满鲜花的原野，野生动物们也将失去生存之所”。而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隐患。他指出，稳态经济属于市场经济，它鼓励竞争，技术创新在这种经济中不断出现，人类的生存技能也将获得不断提高。
在诸多意义上来讲，“稳态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可能图景，然而它却并不真实。正如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力量能够带领各国抗击疫情一样，同样也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权威力量能够遏制全球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增长。与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反复强调的进步口号相反，面对全球性问题，我们并不是总能拿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global problems do not always have global solutions）。地缘政治的分歧已经排除了全球政府存在的可能。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全球政府存在，各国都将就其控制权展开争夺。认为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来获得解决的想法纯粹是异想天开。
当然，即便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权威力量去遏制全球生产和消费活动，人类经济也不可能无限地持续扩张，因为经济扩张将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地球最终将沦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场。然而由于生活水平的高度不均衡、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不断加剧，零增长的状况也同样难以维持。如果各国最终能够接受经济增长应受限的观点，这说明各国政府已把保护自己的公民视为首要目标。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那些不能应对这一霍布斯主义（Hobbesian，这里指一种无限制、自私而野蛮的竞争局面——观察者网注）考验的政府都将垮台。
这场疫情意外地加快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油价暴跌以及病毒在伊朗不受控制的传播可能动摇其神权政体；随着政府收入的锐减，沙特阿拉伯也面临着风险。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全身而退。如果海湾国家崩溃，除了发生长期混乱，谁也无法保证此外不会出现其他什么后果。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就政府收入多元化展开探讨，但这些国家的政府至今仍然受到石油收入的绑架。此外，即便油价有所回升，全球各国的大范围停产对经济的打击也将是毁灭性的。
与海湾国家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将持续发展。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在抗击新冠疫情时表现最成功的就是位于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很难相信他们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传统价值观没有在其中发挥任何作用。此外，他们还抵制了“小政府”（the minimal state）这一受到众人推崇的主张。如果他们能够比许多西方国家更好地适应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至于中国，那个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我们对它在抗击疫情时的表现仍然很难作出评估。至于中国的抗疫做法，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能也不应效仿。我们的南丁格尔方舱医院证明，能够在两周内建设医院的国家不只有中国。没有人知道中国停工措施的全部人力成本。即便如此，中国似乎仍然是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危机的受益者。中国并没有浪费此次疫情提供的机会，其影响力正在扩张。中国正在通过帮助像意大利这样陷入困境的国家来扮演本该由欧盟扮演的角色。
欧盟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本质上的弱点。在当下，没有哪个概念像“主权”这样受到诸位智者们的批判。然而实际上，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有能力执行一份全面、协调、灵活的紧急状况应对计划，正如我们在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看到的那样。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措施其规模比二战时期的任何措施都要庞大得多。最重要的是，今天与二战时的情况相反，当时英国人口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失业率出现了骤降。如今，除了一些关键的服务行业，整个英国经济已经停摆。如果持续数月，停摆会使英国经济变得更具社会主义特征。
被僵化的新自由主义体制捆绑的欧盟是否能有英国这样的表现是值得怀疑的。如今，欧洲央行通过债券购买计划和放宽国家对产业援助的限制已经把那些神圣的规则彻底打破。但是德国、荷兰等北欧国家拒绝分担财政压力，这可能会对欧盟对意大利的援助造成影响，意大利太大，不会像希腊那样被轻易击垮，不过若要拯救意大利，成本也是十分高昂的。正如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戴（Giuseppe Conte）今年3月所说：“如果此次欧盟不能挺身而出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整个欧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的表述更加直白和现实，他说：“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个童话。在当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欧盟其他国家，我没有任何谢意要向他们表达”。
欧盟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履行一个国家所应具有的保护职能。欧元区解体虽然经常出现在人们对未来的预言中，不过这一结局一直以来似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当前的压力之下，欧元区的解体并非毫无现实可能。人员的自由流动已经停止，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近却还以允许移民跨越自己的边境进入欧洲来向欧盟发出威胁。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数十万、甚至数百万难民逃往欧洲（社交隔离措施在庞大拥挤、卫生状况不佳的难民营中必然难以施行）。摇摇欲坠的欧元再加上一场难民危机，这将对欧盟造成致命的打击。
如果欧盟得以幸存，它可能会像进入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成为一个苟活多个世代的幽灵般的存在，而真正的权力却早已旁落。欧洲诸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已经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由于作为政治中心的欧盟不再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失败的欧盟倡议往往由左派提出，诸多欧盟国家的政府将被极右翼把持。
此外，俄罗斯将对欧盟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俄罗斯在2020年3月与沙特之间发生的争斗导致了油价暴跌，普京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出了自己的强硬手腕。对于沙特来说，为了支付公共服务和保持国家偿债能力，保持其财政收支平衡的石油价格约为每桶80美元；而对于俄罗斯来说，40美元也是可以承受的。与此同时，普京正在巩固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的地位。发端自俄罗斯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贯穿波罗的海，这条管道为欧洲确保了可靠的天然气供应。通过能源供应，俄罗斯使欧洲对自己形成了依赖，能源成为了俄罗斯手中的政治武器。随着欧洲日趋碎片化，俄罗斯似乎已准备好在欧洲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中国的做法相似，俄罗斯也在向意大利空运医疗队和医疗物资以扮演本该由步履蹒跚的欧盟扮演的角色。
在美国方面，特朗普显然认为，相比起控制疫情，重启美国经济更为重要。如果出现如1929年那样的股市暴跌或比上世纪30年代更高的失业率，他的连任就将受到严重威胁。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已经表示，美国失业率可能达到30%，这一水平已经高于“大萧条”（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发源于美国并在后来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观察者网注）时期。
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的分权体制（the US’s decentralised system of government）下，昂贵的价格使得数千万美国人买不起医疗保险，在数量庞大的监狱服刑人员中许多是老年人和体弱者，城市中存在大量的流浪人口，再加上已经大范围扩散的疫情——缩短停工停业期限可能意味着病毒的传播更加失控，这将对美国造成毁灭性影响。不过敢于冒此风险的不只是特朗普，瑞典也没有采取其他国家早已付诸实施的宵禁措施。
与英国的救助方案不同，特朗普20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企业纾困计划。如果你相信民调结果，那么你会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赞成他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处理方式。如果特朗普在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下挺过这场灾难又会如何呢？无论他今后是否继续留在白宫，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正在迅速瓦解的不仅有近几十年持续推进的超级全球化，还有二战结束时建立的全球秩序。病毒不但打破了人们想象中的平衡，而且还加速了一个已持续多年的解体过程。
芝加哥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书中写道：“一些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的寄生生物会逃离其温床，使已经在地球上大量繁殖的人类面临某种全新的、具有毁灭性的威胁，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
尽管有人怀疑贩卖野生动物的武汉海鲜市场可能是这场大流行病的罪魁祸首，但新冠病毒到底是如何离开其温床的，目前仍无明确答案。当1976年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刚刚问世时，人类对外来物种栖息地的破坏程度还远不及今天。随着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瘟疫传播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在1918年-1920年期间，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但在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航空旅行。威廉·麦克尼尔在书中表达了一位历史学家对瘟疫的理解，他写道：“对人类而言，灾难性的流行病大爆发一直是突然发生且不可预测的，这件事基本上超出了历史的解释。”他的这一观点后来也得到了许多研究的印证。
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流行病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偶发的异常情况，它并非历史内在的组成部分（an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是认为人类已不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人类可以创造出一个独立于大自然生态圈的“人类自治”的生态系统。然而此次新冠疫情说明，他们错了，他们无力进行这样的创造。为了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只能依靠科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大规模抗体测试和疫苗的研发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希望人类在未来不像今天这般脆弱，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永久性的改变（permanent changes in how we live will have to be made）。
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无力感已遍布世界每个角落。被撼动的不仅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地位也已根基不稳。新冠病毒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图景：野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游荡，而在泰国著名的猴城华富里，无人喂养的猴群开始了在街上打群架的生活。往日的市井烟火气息被病毒一扫而空，无人区特有的美妙气氛已在众多城市出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着。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J.G.Ballard，1930年在中国上海出生，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羁押在上海龙华集中营。1946年，他和父母返回英国。巴拉德在剑桥修读医学两年，接着做过广告拟稿员和搬运工人，后来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巴拉德是英国60年代新浪潮派科幻小说代表作家，有“科幻小说之王”的美誉。他出版长篇小说20余部，是当代英国公认最杰出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赤裸的午餐》等——观察者网注）小说中所描绘的末日灾难之后的未来场景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现实。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末日灾难”到底为我们揭示了哪些道理。在巴拉德看来，人类社会不过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舞台布景，当我们走出剧院，当这个舞台布景不复存在，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牢牢根植于人类本性的行为规范就可能突然消失不见。20世纪40年代，巴拉德在上海的集中营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然而他人生中最恐怖的经历并不是集中营里的生活，那里的人们意志坚定、态度和蔼，机敏而又爱冒险的小巴拉德很享受那段集中营里的童年时光。他曾亲口告诉我，他人生中最恐怖的经历反而是当战争接近尾声、集中营即将解散的那一刻，他目睹了人们的无端残忍以及人性中最自私冷酷的一面。
然而在巴拉德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世界末日——那些通常被描述为世界末日的事件其实往往是历史进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那些事件的确给许多人留下了持久的精神创伤，然而人类这一物种是如此强健、如此具有可塑性，根本不会被那些小波折完全打倒。即便和以前有所不同，生活还是会继续过下去。那些把此类小波折称为“巴拉德时刻”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人类在巴拉德笔下的极端状况里是如何尽力适应新情况甚至找寻生活乐趣的。
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目前的极端状况。依靠技术，物理空间的人际互动可以被转移到网络空间中去。办公室、中小学、大学、医院门诊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场景可能会发生永久性改变。在疫情期间建立的虚拟社区已经让人们比过去实现了更好的互相了解。今后随着此次大流行病逐渐得到控制，人们将举办庆祝活动，至于新冠病毒的威胁何时能够完全消除，人们目前还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此外，许多人可能转移到像“第二人生”（Second Life）那样的在线环境，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见面、做交易，甚至可以用自己选择的“身体”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里与别人进行互动。其他方面的变化可能会让一些道德洁癖者感到略微不适。网络色情产业将会迎来一波爆炸式增长，相当多的网络约会甚至可能会有色情服务的内容，不过即便是线下见面，此类现象也从未杜绝。增强现实（AR）技术可被用来模拟这种网络约会过程中的人际接触，虚拟空间的此类现象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常态。这是否可以被视为迈向美好生活的一步呢？这个问题也许没那么重要。网络空间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存在，而基础设施很可能在战争或自然灾害中遭到破坏。互联网让我们得以避免历史上瘟疫流行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那种信息闭塞感，不过网络还是无法让人们彻底摆脱肉身的束缚，也无法让人们避免技术进步给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
病毒不但告诉我们人类进步的道路不是简单一路向前的（这一点甚至连那些进步派人士都意识到了），而且它还告诉我们进步可能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下面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好处，无数人因此摆脱了贫困，然而这一成就眼下正受到威胁。可以说，如今正在进行的去全球化其原因正是全球化本身（globalisation begat the de-globalisation that is now under way）。
随着对“生活水平总是会不断提高”的心理预期不断下调，权威和合法性的其他来源（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正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持进步派思想的人都很讨厌过于强烈的国家认同感（the progressive mind detests national identity with passionate intensity）。在这方面，已经有大量史实向我们证明这种过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往往会遭到滥用。然而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正日益成为人类大规模行动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尤其是在应对当前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一种并非以全人类的福祉为目标的集体性努力（a collective effort that will not be mobilised for the sake of universal humanity）。
与经济增长一样，利他主义也有其局限。在危机最严重的情况没有结束之前，无私奉献的事例会不断涌现。在英国，已经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应征报名，他们将加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助其一臂之力。然而仅仅依靠人类的同情心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是不明智的。在这个世界上，对陌生人的善意是很宝贵的东西，它的配给必须是定量的。
这就是与新自由主义国家不同的能够照顾好老百姓的保护主义国家（the protective state）该出场的时候了。从本质上来说，英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霍布斯主义（霍布斯主张主权在君，并认为主权者的权力也不受法律的限制，且不受他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与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主张不同，霍布斯认为构成主权的各项权力都是统一不可分的，他反对分权的主张，认为主权如果由几个机构分掌，就会使国家机能失调——观察者网注）国家。维护国家和平、打造强大的政府一直在英国政治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这个霍布斯主义国家却是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尤其如此。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个人自由被剥夺相比，避免自己落入险境显然更加重要。
“当新冠疫情达到顶峰时人们想要多少自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人们对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强制性团结友爱毫无兴趣，不过为了能够更好地确保自己的健康，他们可能很愿意接受手机定位技术以便对病毒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实施追踪。为了走出此次新冠危机，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国家干预措施，而且这种干预应该具有高度的创新性。我们的政府必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尽管政府的力量不会一直扩张，但其影响将变得无处不在。按照旧世界的标准来说，这种影响甚至会表现出一定的侵犯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后自由主义政府将成为常态（post-liberal government will be the norm）。
只有认识到自由社会的脆弱性，自由社会里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才能得到维护。除了公平之外，这种价值观还包括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除了本身令人感到愉悦之外也能够对政府构成必要的制约。然而那些相信个人自由是人性最深处需求的人其实对心理学一无所知——他们尤其对自己的心理一无所知。实际上，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感和归属感与自由同样重要，通常来说甚至更加重要（security and belonging are as important,often more so）。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对这一真理做出了系统性的否定。
疫情期间进行自我隔离的一大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借机对许多问题重新展开思考。梳理头脑中纷乱的思绪，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已然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上继续生活，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身处“战疫”一线的人们来说，能够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1日英国NewStatesman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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