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古代治边思想的起源与演变，明朝初年，经略西北的思想如何形成的
原标题：古代治边思想的起源与演变，明朝初年，经略西北的思想如何形成的
明代的治边思想形成的根源一方面来自于，对历代治边思想的总结，另一方面来自于明代初期统治者对新获统治疆域的认知与对“华夷”观念的理解。
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中国的治边思想经历了很长时间段的进化演变，东周时期，就形成了如何认识边界地区其他民族的思想体系，即“夷夏观念”。“华夏”一词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夏”源自于夏朝，“华”则是由“华美”转义而来，当时人们以“华夏”或者“中华”表示本国处于世界的中心，这种认知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认知。“周王室及其同盟各国自己命名为‘华夏’或者‘中国’，旨在强调、尊崇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俯视除自身之外的周边各国或者异族。”
秦汉时期，较早提及秦始皇开疆拓土的文献是《淮南子》记载秦始皇发兵攻岭南，是因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于是多次派出使者出使滇国。总而言之，对秦皇汉武经略岭南和西南夷，可以这样认为：疆土的拓展可以让中原王朝“威德遍于四海”；同时也可搜罗远方奇物，但在当时，若重内轻外，将导致内耗过大，平民疲敝，班固认为“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
唐代极盛时的直辖地区的版图汉代极盛时期相比相对较小，若加上对羁縻府州的管辖则超出两汉。唐代的治边思想及举措相对于秦汉要相对多样，这些可以从两唐书等史籍看出端倪，唐太宗认为对待“四夷”要采取“四海如一家”的观念，反对将“四夷”视为“身外之物”。对待边境少数民族如果广施恩德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如果猜忌过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唐代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和民族政策的和核心思想史“四海如一家”，“以德泽治夷”。这些认识是相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这应当为后世统治阶级效仿的准则。
来自草原地区的蒙古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对外扩张是受到神的保佑与认可，他们自认为外界的疆土是大蒙国未来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对外征伐以取得与他国之间的联系。元朝对外通过战争的方式取得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在草原上发迹的蒙元统治者眼中，边地与中原内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边疆地区给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生活保障，同时这些地区也是他们对外交流的出发点。于是他们在边疆地区也采取了一些中原内地类似的管理方式，如征收赋税，发展交通和开办学校等。
综上所述，历朝历代的治边思想是对前代治边思想的总结与发展，明朝也没有发生例外。治边思想一方面需要参考前代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前代的经验进行取舍选择，这样才实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明代初年经略边疆的思想
作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明朝，在其建立前，中国的“华夷之辩”和“大一统”的思想已经传承了千年之久，尽管明初统治阶级根据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制定出了适合自己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民族政策与治边，但是也很难将传承了千年的思想完全摒弃。
在对过往的历史进行思考与审视之后，明初的民族政策和治边思想对以往历史经验选择了继承和发展，明朝结束了蒙元的统治，重新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王朝，要研究它治理边疆的政策，首先要清楚明朝的边疆范围，但是中国古代人对边疆的理解和现代人对边疆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明代边疆概念
关于边疆治理，我们首先要理清概念，即什么是“边疆”。马大正认为“边疆的概念较为宽泛，它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地理概念里，它包括陆疆和海疆。历史上的边疆形成，是随着国家这一实体的形成和发展逐步确立下来的。
从政治角度出发那么其概念就显得更加具有主观性，国家的统治影响力在边疆地区往往会出现极端化的趋势，其一是政府在这一地区实施高度的集权，另外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边疆地区的军事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国家的国防前沿。”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视角去看待古代的事物，贸然得出结论，往往会导致偏差。
正如本节之始所述，中国古人对边疆的理解和现代边疆的概念具有很大的差异，对此，陈梧桐认为：“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汉族的中原王朝划等号，同样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疆域与中原王朝的疆域划等号。”
古代人对疆域或边疆的理解和现代人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强调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并不会设立明确的界碑来划定自己的国土界限，所以古代各个王朝的国境线或者边境线它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当朝代兵强马壮，国富民强时，统治阶级往往会开疆拓土，通过武力或者和平的外交手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外扩展，但是当王朝羸弱之时，通常会采取保守的，防御性的边疆政策，以保证其在统治核心区的政权稳固，这一点在明王朝身上也不例外，所以在探讨古代王朝边疆政策时，不能用现代的思维模式去生搬硬套。
明代治边思想
朱元璋在率领农民起义军消灭元朝的统治和平定其他地方叛乱武装之后，建立了明王朝。首先它定都于南京，这是因为江南地区较为富庶，同时在建国前对他威胁最大的张士诚，陈友谅主要势力范围就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朱元璋就是以南京为根据地消灭了这两股势力，因此南京可以说是他发迹，并建立伟业的根据地。后来明成祖继位为了保障北部边疆的安全，和淡化“靖难之役”对其的不利影响，迁都于北京，迁都的举措对明代的边疆政策的发展以及其治边思想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王朝结束的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再次建立的汉族政权，蒙元统治中原时期采取的民族分等级政策，对当时的民族融合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明王朝取代蒙元成为新的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并没有继承蒙元的民族政策。朱元璋在统治根基稳固后采取的较为保守的民族政策，在告诫后世子孙的行为准则的《皇明祖训》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认为这些国家不是明王朝的威胁和隐患，所以后世子孙不能以强凌弱，无故兴兵。他眼中的明王朝与异族的关系应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由于历史原因，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主流，而众多少数民族群体则分布于中原四周的广大地区，这些区域生存环境较为恶劣，难以形成加大规模的群体聚集，所以这些地区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比较为落后。这些边境少民群体要取得生存资料，除了自身生产外，还需要通过武力掠夺或者和平的边境互市取得自身无力生产的必需品。
因此明朝皇帝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边境少民的臣服之是因为力量弱小，暂时无力发起武装入侵。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自秦朝至明朝已经延续一千余年，这种思想几乎已经成为历代开国皇帝的基本统治思想和施政的指导方针，施政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定天下于一”。
朱元璋以“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为己任起兵，登基后又宣称要“天下一统”。后来朱棣继位后，同样秉持了其父皇的观念并且迁都北京，在治边的具体举措上比朱元璋要更加具有积极开拓性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当作自己的重要使命，他五次亲征漠北，同时对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相较于前代也更加积极主动，目的在于“控制四夷天下”，让普天之下的臣民永享太平之乐。
朱元璋虽然作为明代的开国之君，但其对外和边疆治理的思想相对保守，反对对外领土扩张。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将安南、暹罗、占城和真腊等列为不征之国，对上述国家的朝贡大都回报以厚赐。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出兵征讨云南，他在诏书中说:“中国既安，守在四夷。昔者诸夷不遵声教，恣肆跳梁，特遣征南将军率师三十万问罪西南。”
由此可见，朱元璋的治边思想是宽仁为怀，并不主张刻意的开疆拓土，但是当周边的这些所谓的“蛮夷”不听从明政府的号令，和对明政府的认同感降低时，朱元璋也是会采取武力征讨的方式。
明代开国之初的两位皇帝所构建的民族观和天下观对其后代子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治国准则，古代皇帝一人独尊的地位，他的思想自然也是社会诸多行业的行为准则。在史书编纂中也体现了这种民族观和天下观，“我明皇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这种思想和语言表述，体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明朝皇帝在结束了唐灭亡后动荡分裂局面的自豪感。
在《大明一统志》中对新建的大一统王朝统治的疆域进行了划分，第一，直接管辖区是“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十三布政司，以统诸府州县”；第二，在边疆地区，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边陲之地与夫四夷受官、执臣礼”。书中提及的民族政权和部落，大致就是朱元璋皇明祖训中提及的不征之国。
清人在编修《明史》史又将自己对民族边疆的概念理解加入到了其中，在他们的思维中明朝的疆域应该以少数部族是否认同明王朝的“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即是否认同明王朝的合法性，是否愿意接受明朝的思想教化，是否愿意给明王朝称臣纳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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