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和莫尔—《西方哲学史》系列四十五
伊拉斯谟和莫尔
欧洲北方诸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都与意大利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显得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也没有失去道德感；它更多的是与虔诚和公共德行联系在一起。北方人更热衷于将学术标准运用到《圣经》上，并希望得到一个更为标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他们不太乐意炫耀高人一等的学问，而是急切地希望学问能尽可能地被广泛传播。
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是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在学识上，莫尔不如伊拉斯谟，但都可称渊博；他们都鄙视经院哲学并试图从内部推动教会改革，但他们都反对新教的分裂行为；他俩都是机智、幽默又独具匠心的作家。
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1466-1536）出生于鹿特丹。年轻时，他在拉丁文上就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巴黎大学待过一段时间。当时人文主义者正日益壮大，很明显，伊拉斯谟是倾向于人文主义的。
伊拉斯谟于1499年初次访问英格兰。在那里，他认识了克莱特和莫尔。因为认识到希腊文对于研究《圣经》的重要性，他于1500年开始学习希腊文。仅用两年多时间，他就熟悉掌握了希腊文。在此后，他编辑了圣.杰罗姆的著作，并出版了一部由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圣经》。
伊拉斯谟还写过一本叫做《愚人颂》的书。在书中，他以愚神的口吻自述，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讽刺。有些段落转讽刺变为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伊拉斯谟关于教会流弊的一些严肃的观点。教皇也成了被抨击与讽刺的对象。我们可能会认为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种严肃的看法，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作为对愚蠢之人的赞颂，伊拉斯谟将他们分作两类，对一类出于讽刺进行赞扬，对另一类的赞扬则完全是出于真心。基督徒的单纯中所展现出的愚蠢就是他出于真心去赞扬的。这可以得出更深刻的观点，即卢梭在《萨瓦牧师》中所提出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出于情感而非出于理智，因此，一切精巧的神学理论都是多余的。新教徒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其本质上是北方的重情主义对希腊式的重理主义的驳斥。
1509年，伊拉斯谟第二次访问英格兰，并逗留了五年时间。这段时间里，他极大地激励了英格兰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怀有极大的好奇心，但最初他们只在故纸堆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去探求未知的一切。不过最终，人们的好奇心还是逐渐从文学转到了科学，而科学是必须在现实世界去探索的。
宗教改革开始后，正统天主教及新教双方都试图争取获得伊拉斯谟的支持，但双方都未能成功。这一中间派的做法使得伊拉斯谟的地位江河日下。时代不再适合生性怯懦的人了。伊拉斯谟日益穷困潦倒，不过他的长寿使他看到了一个新德行和新罪恶并行的时代。
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人。莫尔年轻时在牛津学习过希腊文，并因此被开除。后来，他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律师。1504年，他成为一名议员。他领导了对亨利七世增收新税的反抗并获得成功。此举惹怒了亨利七世。不过亨利八世对莫尔倒是宠爱有加，任命他为大法官。莫尔打破惯例，拒绝所有官司缠身之人对他的贿赂。他很快便失宠，因为他反对亨利八世离婚去迎娶安妮.博林。被迫辞官后，他每年仅有一百磅的收入，这也可见出他为官的清正廉洁。1534年，亨利八世授意议会通过了“至高权力法案”，宣布国王为英格兰教会的首脑。莫尔拒绝对这一至高权力宣誓认可，又有些不太可信的证据证明莫尔曾经说过议会无权让亨利八世成为教会的首脑。他因此被判处叛逆罪，并被处以斩首。莫尔就这样殉教了。
《乌托邦》一书使得莫尔直到今天还为世人所铭记。在此书中，莫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做拉斐尔.西斯罗德的水手无意中造访了一个叫做乌托邦的岛屿，他在岛上生活五年后返回欧洲，让欧洲人得以知晓岛上的各种优越的制度。乌托邦在许多方面与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极其相似。这本书对后人影响非常大，种种关于乌托邦的理论研究、注解，甚至是付诸实践的行动源源不断。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该书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