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 是北方人文主义以及世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但这里的人文主义并不是指更重视人性相关的意思。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语境更像是考据学，即研究古代的文献和收藏书籍，如果可以也會协助印刷和出版。在這時代，人们疯狂寻找教父时期和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著作并通过印刷机印刷出来。

如果在中国的找其平行人物来对比伊拉斯谟的成就，那应该是像戴震 (1724—1777) 或是法显 (337—422) 。

19世纪之前的人认为，伊拉斯谟是圣经学的身份登场，他最著名的成就是根据各地修道院的希腊文抄本重新编成希腊文版的《圣经》，找不到的就以拉丁语的文本就重新翻译一次(《启示录》)，加以考勘出版。

但在19世纪之后，伊拉斯谟是以国际主义或是以世界主义者的身份登场，因为伊拉斯谟认为他是世界公民，而并非单是某一个国家的臣民。而且那时代有更好的希腊文和叙利亚文底本以及希伯来文版《旧约》，因此他的世界主义和反战思想就被当时的人所歌颂与强调，使前者的意义减弱。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作者斯蒂芬·褚威格 (Stefan Zweig，1881—1942) 便在其书《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中强调伊拉斯谟的世界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属性以及马丁路德粗狂的性格作为对比。

与此同时，他的时代定位很矛盾，他翻译了《圣经》，支持《圣经》应该要让家里的妇孺看，这违反了教会的禁令 — 在中世纪中，教会是认为教会的权威比《圣经》更为重要，而且教会并不允许出现《圣经》的译本。与伊拉斯谟同时代的威廉·廷代尔 (William Tyndale，1494—1536) 就很不幸地被写进了福克斯 (John Foxe，1516—1587) 所著的《殉道史》中。

但他又反对宗教改革，反对再洗礼派激进的观点，他反对战争，也反对争吵，他很重道德性和知识，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导致他晚年移居(跑路)到巴塞尔并不再过份关注外面的世界。用《堂吉诃德》的话来说就是他抱持旧世界的思想，用剑与盾刺向新的世界。

他极端，但不是更极端的那位。很快，比他极端得多的马丁·路德 (1483—1536) 又能再用这句话来形容回他自身，一直传到托马斯·闵采尔 (Thomas Müntzer，1489—1525) 和乌尔里希·茨温利 (Ulrich Zwingli，1484—1531) 为止。旧的天主教世界也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