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一世与「大叙利亚」的历史
1.王座背后的男人
阿卜杜拉出生在 1882 年的麦加，这一年正是英国占领埃及，奥斯曼帝国日益虚弱的开端，阿拉伯地区和英国的直面接触也由此开始。
即便在阿拉伯世界以内，麦加的所处位置也非常特殊。它很久以来就在奥斯曼苏丹的视野之外，羽翼未丰的西欧也无法把势力扩展到这里，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阻拦仍然强势，另一方面也因为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西欧人作为基督徒，与它接触时也要顾及到许多问题。在地中海周边日益被民族本位、国家形态的强权竞争充斥时，麦加由于在伊斯兰教的地位，却保持着奇妙的独立。当然，即便在伊斯兰时代之前，独立也是贝都因人的信条，无论历史如何更替，这种独立都难以被取缔。
哈希姆家族是这片独立之地的瞩目存在，他们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血亲，因而也是理所应当的圣地守护者，自然享有崇高的威望。
阿卜杜拉出生时，他的父亲侯赛因·伊本·阿里，正打算成为哈希姆家族的代言人。侯赛因是一个端庄优雅的人，有敏锐的头脑，魁梧的体格。侯赛因几乎一直生活在麦加，所以他非常熟悉它的形势，并对自己成为麦加，乃至汉志的首领充满了信心。在费萨尔出生的 1885 年，侯赛因的妻子，也就是三个孩子的生母却去世了。雄心勃勃的侯赛因开始计划三个儿子的成长轨迹，孩子们被送到附近的沙漠部落生活，在善战强悍的贝都因人身边成长。这一方面是侯赛因与贝都因人亲善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对孩子磨砺培养的方式。侯赛因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阿里、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在贝都因部落生活的经历，让他们三个受益颇多。上千年来流传在半岛沙漠的传说、歌谣和诗篇，在旷野中磨砺出来的豪气，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其中阿卜杜拉尤其对诗歌迷恋最深。
然而侯赛因成为家族首领的野心很快受挫，经过仲裁，作为失败者的他在 1892 年被派往伊斯坦布尔作“客人”，即人质担保，用以表示汉志对奥斯曼苏丹的忠诚。侯赛因与他十岁左右的三个儿子们来到伊斯坦布尔，与预料中的人质待遇相反，他们受到的是难以描述的优越待遇：富庶的帝国政府非常欢迎他们，以富有人情味和善意的方式接待了他们，侯赛因在这里交到了许多高官朋友，他的三个儿子们也被提供了最好的教育——艾兹哈尔大学毕业的老师向他们传授阿拉伯语法；帝国军事学院的导师，则教他们他们地理、数学、历史和土耳其语；他们甚至还学到一些欧洲语言——阿卜杜拉和费萨尔都会说法语。
如果说侯赛因在汉志的事业遭遇短暂的失败，他的儿子们获得的却是终身的成功：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汇聚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明财富，西欧的工业文明也在途径它的港口，这个开放的城市使侯赛因的儿子们变成思想开明，见识广博的人。当然，作为圣裔家族的成员，他们接受侯赛因的亲自指点下，也具备极高的伊斯兰修养。
1908 年，奥斯曼帝国爆发了宪政革命。这场革命的爆发实属必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无能的人，他几乎是照搬了沙皇俄国的残酷手段，假借宗教仁慈的外壳，却实施着世俗而残酷的统治。立志让奥斯曼社会重归自由的革命者终于废黜了他，让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继位。这场革命成为侯赛因回到汉志的契机，侯赛因多年在伊斯坦布尔经营的声望，使许多人对他持以赞赏的态度，新苏丹任命他为麦加守护人“谢里夫”，钦定他为穆罕默德圣裔家族的首领。“谢里夫”这个称呼如此尊贵，以至于从此取代侯赛因的本名。
到达麦加时，谢里夫刚 55 岁，而三个儿子约 30 岁。谢里夫家族年轻而富有声望，他们注定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麦加，甚至奥斯曼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1910 年，阿卜杜拉成为代表麦加的国会议员，常驻伊斯坦布尔，以便伊斯坦布尔的革命党人与谢里夫保持联络。他的弟弟费萨尔也成就斐然，是代表吉达的奥斯曼国会议员。如果谢里夫家族与伊斯坦布尔的这种关系维持下去，他们一定会成为帝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不幸的是，伊斯坦布尔此时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现代化转变，奥斯曼民众注定要成为它的牺牲品。
1909 年的巴尔干起义是这一转变的开端——依据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奥斯曼民众向来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一个统一体，短暂的世俗斗争或冲突或许不可避免，但伊斯兰价值观终究维系着他们的统一，奥斯曼帝国正是这个统一理念的承载体。但阿尔巴尼亚人身处巴尔干半岛，他们周边的基督教民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纷纷被民族主义思想笼络，面对这种新奇而“先进”的意识形态，阿尔巴尼亚所谓的“民族意识”也就愈发强烈，最终在欧洲民族国家的扶持下独立了。
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奥斯曼人的感情，也挫伤了正试图推动奥斯曼帝国转型革命组织“统一与进步协会”。协会由此认定，伊斯兰教已无法成为维系奥斯曼民众的纽带，西欧传来的民族主义更富有吸引力。于是，协会开始跟进效仿欧洲政府，基于所谓“民族意志”的国家机器也随之成形，成为专制力量实体化的铁拳。一直以奥斯曼人自居的阿拉伯民众，成为这个轻率而愚蠢的转变最大的受害者——“统一与进步协会”认定只有讲土耳其语的人才是“同族”，并无休止地欺骗、镇压阿拉伯人的和平请愿。奥斯曼帝国松散而自由的传统社会，即将被国家机器所吞噬。
身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卜杜拉，亲眼见证了这一转变，他预见到民族主义思潮将腐蚀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民众也无法幸免于难。于是在 1912 年，阿卜杜拉会见了英国驻埃及的代表基奇纳伯爵，两年后，他又亲自前往开罗向基奇纳伯爵提议——希望英国政府帮助汉志，脱离日益糟糕的“统一与进步协会”统治。阿卜拉的政治洞察力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一战爆发时，奥斯曼帝国被崇尚德国民族主义的一小拨军官把控，成为同盟国集团的一员，这出乎意料的倒戈让英国政府开始焦虑，尤其是想到如果奥斯曼苏丹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号召“圣战”，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科威特和亚丁这些重要的据点，还有 8000 万穆斯林人口的印度殖民地，将成为全面崩坏“日不落帝国”的巨大威胁。英国政府急切与阿卜杜拉联系，希望达成合作，以便谢里夫的宗教地位可以压制住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
当阿卜杜拉忙于和英国政府联络时，谢里夫家族的政治地位也引发了“统一与进步协会”的关注，他们想终结掉谢里夫家族，让汉志地区被纳入到官僚体制的管辖中。在反复遭遇“统一与进步协会”的政治压力后，谢里夫深感失望，并在 1915 年派费萨尔前往伊斯坦布尔，要求他们对近期发生的一次推翻谢里夫事件作出解释。事实上，费萨尔出发时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在途中了解大叙利亚革命的状况，评估它成功的可能性。大叙利亚革命是从“统一与进步协会”转型成民族专政组织开始掀起的，大叙利亚革命党人曾在巴黎召开大会，迫使“统一与进步协会”妥协并认可他们的社会自由，但最终遭到欺骗。在一战开始后，协会派来的新总督艾哈迈德·贾马尔帕夏残忍地屠戮了许多阿拉伯人，更是激发了民众的反抗。
大叙利亚的革命团体在不久前找过谢里夫，希望能够获得谢里夫的支持，让他们的革命更具号召力——但谢里夫无法支持大叙利亚革命当人，因为他们的有太鲜明的民族立场，而以种族利益作为斗争原则，是对伊斯兰平等博爱理念的背离。但现实来看，谢里夫和“统一与进步协会”的斗争确实很激烈，他们已经采取了许多行动，比如把麦地那改制为直辖区，谋划扶持他人取代侯赛因，并频繁更换帝国驻汉志的总督。谢里夫之所以尚能维持地位，主要是由于协会被战事拖住了精力，他在伊斯坦布尔的高官朋友们也帮助他，拦下了许多某些严苛的政令。即便如此，危险总是潜伏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人在遥远的大西洋东岸不一定能够与自己同舟相济，协会也似乎变成了一个违逆伊斯兰原则的陌生组织，谢里夫不得不考虑与大叙利亚革命者合作，以获得更实在的保障。
费萨尔到达大叙利亚后，被革命者递呈了《大马士革协定书》，这是大叙利亚革命的一份纲领文件，它界定了“阿拉伯地区”的范围，希望在这个范围内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度。《大马士革协定书》里的内容，成为谢里夫与英国政府谈判的依据，阿卜杜拉和谢里夫与英国政府的代表亨利·麦克马洪通信，最终得到了承诺。
阿卜杜拉和费萨尔的两头行动，就此揭开了“阿拉伯大起义”的序幕。
2.“慵懒的”埃米尔
奥斯曼帝国在汉志是留有驻军的，当苏丹发出圣战号召时，谢里夫父子想尽办法刻意推脱参战义务——英国人把控了红海，汉志作为一片孤立的地区，如果贸然与英国人参战会导致当地红海被封锁，民众会因无谓的战争而饿死。伊斯坦布尔也认可了这个说法，没有催促谢里夫起兵。而谢里夫的三个儿子，在圣战号令后对起义的态度越来越大——阿里明确反对起义，阿卜杜拉主张尽快响应英国政府的号召，费萨尔则认为应该慎重对待。
最终在 1916 年 6 月，谢里夫正式出兵，打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旗号。阿卜杜拉被任命打击汉志的奥斯曼驻军，费萨尔被派去继续接触大叙利亚的革命者，随后获得了革命者的领导权。
阿卜杜拉向来擅长交际，但军务才能并不突出。在汉志，他的行军进展相当缓慢，加之汉志地处偏远，其宗教意义本来就大于战略价值，阿卜杜拉在反奥斯曼战争中的成就基本得不到任何肯定，他的地位开始下滑。而费萨尔就不一样，广袤又为西方熟悉的大叙利亚，完美衬托了费萨尔的英雄领袖形象。更糟糕的是，英国政府派来实地评估谢里夫家族的托马斯·劳伦斯，在仅仅十天的观察后，就轻易下了这样的结论：阿卜杜拉“没有他的父亲那样精明”且“短视”，费萨尔则“拥有更强的个人魅力”、“有足够的梦想和能力实现自己的野心”、“有敏锐的洞察力”。劳伦斯随后在英国政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而这番评价也就变成了权威的论断，以至于在 1918 年 5 月，费萨尔已经完全取代阿卜杜拉，成为谢里夫之子中最受重视的那个。而很早就开始搭建英国-汉志关系的阿卜杜拉，此时得到的评价是“慵懒的审美家”。
许多年后，劳伦斯的解释称，自己刻画费萨尔是一个英雄，是为了树立他符合“典型的英国军官”的形象，从而说服英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大起义。从这个角度说，劳伦斯当然成功了，但是阿卜杜拉却因此相形见绌，功绩不再被提及，没落在风起云涌的一战乱局。
实际上，阿卜杜拉并非劳伦斯所评价的这般无能。他有“强壮得像马一样”的身躯，深褐色眼睛，棕色的胡子，以及挺直的鼻梁——贝都因人的好战、雄壮和慷慨性格在几乎在他的躯体轮廓就得以呈现。而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些精巧微妙的盘算，他从不掩饰、甚至刻意呈现自己爽朗外向的性格，喜欢与部落首领们开玩笑，使人们被他亲民的姿态和迷人的魅力所吸引。可想而知，这样兼具了体格和智力的男人，由于机缘巧合失去了成就一番伟业的机遇，功绩完全被弟弟的光芒所掩盖时，内心会有何等强烈的愤恨。
更糟糕的是，事情还在继续变坏。一战结束后，东部崛起的沙特家族成为谢里夫的新威胁，谢里夫让刚刚担任了外交大臣一职的阿卜杜拉领兵打击伊本·沙特。阿卜杜拉万念俱灰，因为他多次向父亲提议，说当前对汉志最有利的选择是尽快和英国政府谈判，关于色佛尔条约和其他的利益划分，并与军力强悍的沙特家族和解。但是谢里夫完全被老年痴呆症迷失了头脑，他变得暴躁而专横，听不进任何意见。被迫参战场的阿卜杜拉毫无悬念地失败，这进一步打击了他，直到后来他辞去了毫无实权的外交大臣一职。
阿卜杜拉空前地嫉妒费萨尔，嫉妒阿里，因为他们都离谢里夫足够远，享有充分的自由，不需要忍受这苦难。他当然会设想，在大叙利亚成果斐然、被拥立为大叙利亚国王、名字频繁见诸于报端、参加巴黎和会的耀眼阿拉伯领袖应该是自己，这些都被费萨尔夺去了。
事业或者家庭关系，甚至他个人的情绪，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3.命运的转机
1920 年 7 月，费萨尔被法国驱逐出首都大马士革。这个后果有些意外，因为根据英国政府早先的承诺，整个大叙利亚连同汉志、伊拉克都会构成一片完整的阿拉伯国度，由谢里夫家族统治。但是从英国政府的角度说，打败同盟国所需的物力财力远非自己独自承担得起，它欺骗了许多盟友，包括希腊政府、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给他们彼此叠加和冲突的承诺，为了在战时有更强大的力量抵抗德国政府和它的盟友。大叙利亚地区也是欺骗性承诺的内容，幕后的真相是英法两国的政府瓜分大叙利亚，南部在约旦河以西建立英国政府的“巴勒斯坦”委任殖民地，北部则划分出沿海的“黎巴嫩”与内陆大大缩水的所谓“叙利亚”，由法国政府直接统治，剩余的部分称为“外约旦”，是一片地位模糊的地区，理论上是英国政府的势力范围。
被瓜分后，大叙利亚革命者当然极度不满，他们再度派代表到汉志，希望谢里夫派遣他的一个儿子领导他们的斗争。阿卜杜拉主动领兵出发，他说自己的唯一目的是从叙利亚“驱逐侵略者”，帮助弟弟重建他的王国。阿卜杜拉的出兵可能是各种原因促成的，或许是弥补自己曾错过的机遇，或许是英法的瓜分让他不满。也可能只是想要离开汉志，因为那里对他而言太压抑。总之，他率领了很小的一支部队出发，但是可以预见他的到来会在法国殖民占领的地区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民众革命。
法国政府对此焦急万分，谢里夫家族的号召力确实可以预见，殖民政府面临巨大的威胁。法国政府向英国政府半威胁半求助地发话，称谢里夫家族是英国政府支持的，他们的出军极有可能受伦敦方面的指示。英国政府为了洗清嫌疑，避免和法国政府有什么摩擦，不得不采取行动阻止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此时行军到了外约旦，这片模糊的区域没有分界线，首先因为大叙利亚是一个整体，从地中海东岸到伊拉克，正是根据《大马士革协定书》划分出的统一体；其次是除了北面是法国殖民统治之外，南面的汉志、西面的巴勒斯坦和东边的伊拉克都是由英国政府掌控的，外约旦理论上也是英国政府的势力范围，精确划分边界没有必要。
英国政府一直以来不想涉足外约旦，因为战时部署和战后处理的原因，英国政府的兵力都在伊拉克、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没有能力深入外约旦。更何况英国政府向来只在意据点，大片的内陆土地需要秩序维持，而建立秩序的成本太昂贵，如果没有相应的预期收益，很难开始这种工作。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当局却有另一番想法，它的负责专员是赫伯特·塞缪尔，一个犹太教家庭出身的英国人，他为了获得伦敦政界主流的接纳，长期以来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毫不避讳地表示自己强烈的锡安主义立场。塞缪尔的终极目的是《贝尔福宣言》提及的“犹太人之家”移民范围扩大到约旦河以东，为此他不惜编造谎言，称外约旦人急切地希望被英国政府统治，外约旦应该被纳入巴勒斯坦殖民政府的管辖范围。英国政府高层对塞缪尔的锡安主义立场向来没有兴趣，也从不谈论外约旦相关的问题，但是阿卜杜拉的“革命”行军缺使外约旦不得不被正视，否则会导致英法政府的剧烈摩擦，甚至影响盟友关系。
在各种争执下，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外约旦会见了阿卜杜拉，并向他提议：如果阿卜杜拉愿意放弃北上到大马士革，英国政府可以付他一笔津贴统治外约旦，如果阿卜杜拉在这片真空地带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他的能力就极有可能被法国政府认可，甚至邀请他到叙利亚当国王。阿卜杜拉认为丘吉尔的建议非常好，决定留下来帮助英国政府治理外约旦，并等待自己被法国邀请到叙利亚。而费萨尔方面，英国政府安排他到伊拉克当国王，事后听说此事的阿卜杜拉，对费萨尔的憎恶更甚——弟弟已经获得两个富庶地区的国王称号了，身为兄长的自己缺只有一个偏远的外约旦。
丘吉尔的提议其实不是偶然，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政治谋略，称为“谢里夫方案”：阿里将来会继位汉志国王，费萨尔当伊拉克的国王，如果阿卜杜拉成为外约旦的统治者，那英国政府就可以在连成片的这个大区域内保持稳定的存在——兄弟三人任何一方的不当企图都会受到约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冒然行为会影响其他二者的命运。这个方案是被丘吉尔提出，其背后的谋划者正是劳伦斯，英国外交部赞成它，战争部认为既然可以避免派遣兵力，这个省事省钱的方案非常可取。唯一不满的就是巴勒斯坦殖民当局，赫伯特·塞缪尔很生气，他想方设法要让阿卜杜拉离开外约旦，以便“巴勒斯坦”的范围可以覆盖它。
在建立外约旦秩序的过程中，阿卜杜拉遭遇了许多困难，包括资金缺乏、物资和人力支援不足，原因主要是塞缪尔企图使阿卜杜拉表现得无能，但阿卜杜拉成功度过了这些危机，他采取“分区治理”的方式建立外约旦的秩序，半游牧和定居区由他的官僚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游牧地区则由他亲自前去，通过与部落首领们交好的方式维持交际。阿卜杜拉幼年时在贝都因部落被磨砺出的性格和爱好，在这里成为无与伦比的优势：他的形象聚合了贝都因人尊崇的全部特征，他雄壮、慷慨、乐观而奢侈，非常受人欢迎；他喜欢在帐篷里举办欢宴，或与部落首领们打猎游玩，并时而组织各种娱乐活动邀请他们参加。这种花天酒地的“统治”引发塞缪尔的不满，他向伦敦打报告，称阿卜杜拉只是挥霍英国的津贴，毫无成就。但事实证明，这是将在外约旦建立统治的唯一正确方式，富有洞察力和个人魅力的阿卜杜拉，又是唯一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的人。
4.塑造外约旦
阿卜杜拉曾是帝国国会的议员，他洞悉官僚体制的本质，掌握各种交际技巧。当阿卜杜拉有充足的金钱，他就赐予金钱；当没有了金钱，他把政府管辖的土地分给部落首领；当无物可分时，他组织各种活动和他们玩乐，并授予各种荣誉称号。阿卜杜拉的形象被勾勒出来：一个可信的、慷慨的、具有男人气概的大部落首领，值得赞赏与崇拜。阿卜杜拉的“享乐统治”换来了部落首领们的个人忠诚，自然使官僚机构介入部落事务变得方便许多，长久而频繁的介入又能够实现体制化，扩大外约旦政府的管辖权。他还利用圣裔家族的背景和伊斯兰修养方面的知识，介入部落之间的纠纷调停。兼具政治手腕、社会威望，又真正了解贝都因部落的喜好的阿卜杜拉，无疑是一名优秀的统治者，在他的治理下，外约旦的秩序逐步建立起来，这也巩固了阿卜杜拉的地位——英国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对他表示赞赏，而醒悟当时丘吉尔的承诺只是权宜说辞后，阿卜杜拉干脆安心继续外约旦的统治。
1922 年，阿卜杜拉获得了两位杰出的协助者，首相利达·帕夏·黎卡毕，和英国派来的外约旦代表约翰·菲尔比。黎卡毕非常擅长内政治理，而菲尔比是一名经历传奇、能力杰出的外事专家。被塞缪尔指责“缺乏活力”的阿卜杜拉，在菲尔比看来却是完美的统治者：他学识渊博、极有想法，政治风格并不激进；他不热衷于具体的行政事务，但是偶尔会提供建议——阿卜杜拉是一个立宪君主的理想典范。
菲尔比出生在斯里兰卡，他与阿卜杜拉几乎同龄，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东方语言专业，熟知印地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从他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热衷于阿拉伯半岛事务来看，显然他对阿拉伯人的自治也非常赞成，所以他和阿卜杜拉有许多的共鸣。即便菲尔比性格高傲，在劳伦斯的竭力推崇下，他仍然由于能力超群而被派遣到外约旦协助阿卜杜拉，两人融洽的关系使外约旦的状况空前好转。菲尔比想让外约旦成为合法的实体单元，真正断裂巴勒斯坦殖民当局对它的控制，他帮助阿卜杜拉争取到铁路、人事安排和财政的自主权，这激怒了塞缪尔，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殖民当局的成员都对菲尔比不满，而阿卜杜拉当然很赏识他。
在这一时期，阿卜杜拉采用了汉志王国的国旗，这样既强调了相对巴勒斯坦的独立，也通过政治友好的表态，改善他与父亲谢里夫的关系。阿卜杜拉与费萨尔的关系也修复了，1923 年，费萨尔访问外约旦首都安曼，兄弟感情重归于好。阿卜杜拉的生命回归正轨，事业、家庭和个人的境遇都呈现大好的趋势。
1927 年，印有阿卜杜拉肖像的外约旦邮票
然而每当阿卜杜拉试图有一番作为，厄运洪流总是汹涌而至，席卷他原有的一切——内志地区的沙特迅猛崛起，击垮了他父亲的汉志王国，并对他的外约旦虎视眈眈。而他最得力的朋友和协助者菲尔比，此时暴露是沙特家族资深的忠实朋友，阿卜杜拉只能向英国政府致信，要求菲尔比离开。
1924 年初，英国工党首次执政，在高层坚定支持着阿卜杜拉的丘吉尔、劳伦斯都退出政府，新组成的工党政府完全没有殖民地管理的经验，他们完全不理解阿卜杜拉的糟糕处境。工党内阁认为阿卜杜拉太奢侈，大砍对他的资金援助。新的英国代表亨利·考克斯是一个固执而缺乏智慧的行政官，在被塞缪尔授意后，他架空了阿卜杜拉的权力，目的当然是除去他。首相黎卡毕为了保证政治地位，也站在考克斯一边唯命是从，阿卜杜拉在政府内几乎孤独一人。找麻烦的人不再限于塞缪尔，支持阿卜杜拉的人却少了许多。英国的错误倾向，使外约旦的状况变得愈发糟糕。1924 年是一个歉年，1926 年的热风使外约旦 35% 的作物受损，紧接着是 1927 年的大地震。考克斯强行引进巴勒斯坦英镑，使经济状况更混乱与糟糕。外约旦亟需资金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刻，考克斯却向英国高层汇报称，外约旦的拨款应该再减少 32%，通过外约旦的本地税收代替这笔拨款。阿卜杜拉的个人经济困难也变得严重，他的妻子不得不卖掉珠宝首饰维持家庭收支。
英国政府的愚蠢介入使社会问题恶化太多，外约旦的反英情绪开始萌发，多达数万人的武装力量在当时有起义的风险。阿卜杜拉是外约旦维持平静的唯一原因，各部落对他的忠诚，才使起义没有爆发——英国在外约旦的武装力量只有数百人，如果外约旦民众起义，会以绝对的优势胜利。阿卜杜拉获得这些民众的支持，军队里的阿拉伯人也同样支持他，邻国伊拉克的国王费萨尔是他的兄弟，当沙特威胁到外约旦时，费萨尔也挺身而出，称自己会保护兄弟的政权。英国逐渐开始意识到，外约旦的殖民统治之所以没有瓦解，是因为阿卜杜拉的人格魅力在掌控局势，所幸他对英国是友善忠诚的。
1928 年，迫于形势的《英约协定》被签署，英国政府认识到阿卜杜拉确实不可替代，全盘干涉的行为有所减少。这个协定让英国政府驻外约旦的官员获得更多权力，但外约旦的地位也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被巴勒斯坦兼并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迫使英国让步的外约旦民众，也从而被准入参政，他们建立了立法委员会，虽然没有实权在手，但成为实现自主宪政的第一步。
5.与不安定的邻居相处
《英约协定》签署后，外约旦和阿卜杜拉的恶劣处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直到 1933 年，民众还是被时不时的旱年影响，社会生产陷于困顿，民众贫困依旧。在这段时期，外约旦的官僚机构成为治理内政的主体，因为在外约旦争取到更多的自主权后，许多得力的官员被外约旦官僚体系所接纳，减轻了阿卜杜拉个人统治的负担。阿卜杜拉此时的关注点在周边形势——南方的沙特家族，以及西边的巴勒斯坦地区。
沙特家族崛起得太迅速，扩张趋势无法抵挡，而且几乎要席卷外约旦，甚至影响到伊拉克。阿卜杜拉当然不会把外约旦拱手让人，他和费萨尔都认为沙特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说沙特家族将面临无法阻遏的一场大骚乱，沙特家族的统治将被彻底瓦解。阿卜杜拉借此支持了汉志地区的一些部落骚乱，但是没有取得成效，而且被伊本·沙特作为口实。阿卜杜拉认为自己的做法完全合理，因为汉志是他父亲的王国，既然被沙特家族强占，他当然有义务夺回它。伊本·沙特认定阿卜杜拉是危险的敌人，于是向英国政府表态，要求阿卜杜拉下台。
阿卜杜拉和伊本·沙特两方的期待都太不现实，这让英国政府很为难。双方的紧张态势如果继续下去，无非会造成两种可能的后果：沙特家族被驱逐出汉志，或者阿卜杜拉被击败下台。英国政府不希望任何一种结局，尤其是后者可能性显然很大。英国政府称，不如双方承认彼此的事实地位，尽早化解矛盾的根源。费萨尔也参与斡旋，他也看出当前与沙特家族作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的想法是伊本·沙特死后，沙特家族的统治自然会瓦解，所以没有必要急于对立。
1933 年，阿卜杜拉和沙特家族在费萨尔和英国政府的介入下得以和解。
阿卜杜拉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巴勒斯坦，尤其是反英情绪日益高涨的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这里的反英情绪可以追溯到 1929 年锡安主义者的圣殿纪念日活动，当时锡安主义者在西墙升起六芒星旗帜，宣布对它的主权，这种挑衅当然引发阿拉伯人的愤怒回应。矛盾迅速被锡安主义者鼓动为“犹太教徒-伊斯兰民众”的宗教对立，伊斯兰圣墓遭到亵渎，这引发了阿拉伯民众的报复，双方之间的暴力袭击愈发频繁。
起初，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各死亡一百多人，但穆斯林几乎都是被殖民当局的士兵与警察所杀。在月底对这一系列事件表态时，巴勒斯坦殖民当局责令阿拉伯领导人为此负责，随后被审讯的 1000 余人中，穆斯林的比例多达九成，巴勒斯坦当局的偏袒态度十分明显，导致了包括外约旦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感。
阿卜杜拉先是向巴勒斯坦当局致信，表示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过去的 13 个世纪里，在这片区域是和平相处的，但苏黎世的锡安主义代表大会表露了贪婪，并对巴勒斯坦居民造成了情感伤害，锡安主义者“以暴力手段提出突破理性限制的要求”。外约旦民众也向阿卜杜拉提议，希望他能更多支持反锡安主义的运动，并向英国政府致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许多部落首领纷纷表示，要跨过约旦河发动一场圣战。阿卜杜拉的致信被报刊登载，阿卜杜拉还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给媒体，这一切都使英国政府的形象大大受损。外约旦进行大罢工表示抗议情绪，英国军队的车辆驶过街道时，是迎着四处飞来的石头前行，还有“杀了英国人”的呼声。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对锡安主义的支持，这场反对也就一直持续，直到 1933 年德国希特勒上台后，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移民继续增加，这进一步激化了穆斯林-犹太教徒的对立。
1933 年，费萨尔在伊拉克去世，阿卜杜拉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代表“阿拉伯大起义”的见证人，另一方面说，他的道路也变得更加孤独。所幸此时的他面临的环境还足以独自前行，他与沙特阿拉伯的争端已经解决，国内事务由成熟的约旦官僚机构处置，更重要的是在 1934 年，与英国签订的 1928 条约终于得到了修正，外约旦的自主性得到了完全认可，阿卜杜拉的声望与日俱增。接下来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成为阿卜杜拉脱身于外约旦、着手大叙利亚计划的契机。
6.巴勒斯坦问题与“大叙利亚”重建
1936 年 4 月，几次暗杀事件再度激怒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斗争持续到 1939 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是积蓄已久的矛盾的大爆发，1933 年起纳粹党对犹太教徒的迫害导致大量新移民迁入巴勒斯坦，而英国毫无顾忌地配合锡安主义者的策划，并在各项事务上偏袒犹太教徒，这导致从“西墙事件”起就滋生的反英反犹情绪日益增长。不满情绪甚至在埃及也有发生，矛头直指英国的示威运动在开罗举行，而在一战前夕时，埃及还是被认为不属于“阿拉伯”的范畴。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明确提出政治诉求：取消英国殖民当局的暴政镇压，禁止犹太教移民的涌入，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社会自由。委员会不光提出政治主张，还组织了大罢工以经济施压。委员会还向阿卜杜拉致信：“请帮助我们！请陛下拯救这个神圣的国家，实现它的要求。”但是阿卜杜拉的回应比较暧昧：“我会向过去一样做我必须做的，依照真主的意愿，真主保佑一切。”
阿卜杜拉完全理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处境，但是向英国政府施压、甚至与英国政府斗争，是否胜利是很难判断的。阿卜杜拉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让英国政府亲自妥协，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完美解决——在麦克马洪与侯赛因的信函中，巴勒斯坦被许诺给了谢里夫家族，如果阿卜杜拉可以被英国政府支持，兼任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既能以谢里夫-英国政府的传统友谊保障当地秩序，也能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遭受暴政与歧视，这才是巴勒斯坦真正长治久安的办法。
为了让英国政府意识到自己的方案是最可取的，阿卜杜拉筹备实现巴勒斯坦的和平，作为与英国政府谈判的筹码。他前往在外约旦的几个地区，因为被巴勒斯坦殖民当局的行为激怒的约旦民众几乎要发动另一次圣战，杀进耶路撒冷驱赶英国政府的人员和锡安主义者。阿卜杜拉向民众表示，自己正在尽力寻找和平的解决手段。同时他向英国殖民当局致信，以客观中立的态度陈述事实，指出当前的歧视性政策是问题所在。随后，阿卜杜拉也联系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众，他就罢工问题向“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提议暂停行动，接受英国提出的谈判意见。
但巴勒斯坦民众的回应很坚决——如果不先停止犹太教徒的移民政策，罢工不会停止。理由很充分：在长达 18 年的时间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在等待，但从未有成果，所以一定要先达成阶段性目标再停止罢工，更何况罢工是一种和平的手段，先罢工再谈判没有必要。眼看安抚无效，阿卜杜拉连同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君主一道，再度向巴勒斯坦民众发出呼吁，表示他们将致力于维护巴勒斯坦阿拉伯民众的利益，表示自己与英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保证公正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的大罢工随即停息，然后阿卜杜拉开始活跃介入此事，他向伊本·沙特致信，称英国仍不停止移民政策是错误的，并提议正确的做法是向英国提出抗议。在 11 月，阿卜杜拉作为同巴勒斯坦“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各阿拉伯君主和英国都沟通过的人物，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人物。
英国政府此时开始部分考虑阿卜杜拉的“分区”策略，但是有所修正：他们试图把《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犹太民族之家”升格为国家实体，使伊拉克到地中海的石油道路部分维持委任现状，其他的阿拉伯区域则并入阿卜杜拉的统治。分区方案当然是有效的，但是这种修正不尽合理，巴勒斯坦民众拒绝接受此方案。巴勒斯坦起义的领导层对各阿拉伯君主表示了感谢，但也坚定表示巴勒斯坦是一个完整的实体，甚至把分区方案提升到违反伊斯兰教法的地位，坚持原先的政治要求。
英国政府在伊拉克的殖民官员，还有沙特阿拉伯也反对分区方案，因为他们不希望阿卜杜拉的统治范围扩大，埃及政府和叙利亚政府的反对随之而来。英国政府拒绝做出更多让步，于是矛盾重启，正式进入武装斗争的阶段，英国政府开始残酷镇压。1937 年 11 月，一位 75 岁的老人被处决后悬挂三天，这个消息激怒了全体阿拉伯人。针对英国的各种袭击开始出现，英国的伊拉克石油管线被破坏，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时发生大罢工，并发生了一些针对亲英人物的袭击。外约旦的安曼街头也发生了一起象征性的无害爆炸。
阿卜杜拉继续关注巴勒斯坦的状况，他派出使者会见巴勒斯坦起义的领导层，亲自访问耶路撒冷会见英国专员。报纸上登载了阿卜杜拉的解决方案：维持巴勒斯坦的统一，将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为一个国家，犹太教移民居住区则给予充分的自治权，新国家将以人口比例为基准决定立法和行政事务，保证移民的合理容量。但此时巴勒斯坦的武装斗争已经火热，英国殖民当局和阿拉伯人武装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已经没有谈判的平台，更何况锡安主义者也不满于自治权地位，而要建立国家实体。斗争一直持续到 1939 年，二战将近的紧张氛围，才为英国政府的妥协带来契机。英国政府再度需要阿拉伯人的帮助——否则阿拉伯地区会成为战时弱点。1939 年 5 月，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议院以将近一百票的优势批准通过了它，正式限制犹太教移民的数量。法国政府在二战战场的迅速沦陷，使原本就反英情绪高涨的伊拉克有所动摇，将希望寄托在德国方面，组成亲德内阁。约旦军队成为镇压伊拉克新内阁的主力，这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阿卜杜拉和外约旦的重要性。
叙利亚也是阿卜杜拉的关注点。在巴勒斯坦起义刚开始时，“叙利亚民族阵线”正与法国协商签订独立协定，阿卜杜拉当时就派代表向民族阵线的领导提议统一，由阿卜杜拉出任国王，但民族阵线拒绝了他，阿卜杜拉因而与他们敌对，并试图寻找叙利亚内部可以帮助自己的政治家。
苏尔坦·阿塔什，以及他的革命同志阿卜杜拉赫曼·沙赫班达，二人成为阿卜杜拉的最佳人选。阿塔什是一个声名卓著的叙利亚革命者，早在阿拉伯大起义时，他就参与了费萨尔的革命部队。在法国殖民统治开始后，他再度致力于革命斗争，并在 1925 年发动了一起波及叙利亚全国和黎巴嫩的革命斗争。法国政府迅速从北非调遣重兵镇压，斗争失败的阿塔什由此进入外约旦，受阿卜杜拉的保护。在叙利亚民族阵线与法国签订条约后，他重返叙利亚，获得巨大的民意支持。阿卜杜拉赫曼·沙赫班达也是从外约旦回来的，他组织了叙利亚的另一部分革命人士，反对叙利亚民族阵线的狭隘国家主义。这两人有十足的理由赞成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而且实力充足。
1939 年，沙赫班达到达安曼与阿卜杜拉商议大叙利亚计划，并宣称阿卜杜拉是唯一有能力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君主。阿卜杜拉还从英国政府借力，他重提当年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许诺，期望英国政府此时予以兑现——此时的丘吉尔已经是英国首相。1940 年 6 月法国陷落，这就意味着法国在大叙利亚的殖民统治应该结束，阿卜杜拉向英国政府提议，把叙利亚与外约旦合并，作为英国治理下的一个国家。
但是阿卜杜拉两方面的求助都遭到了挫折。沙赫班达被法国政府暗杀，导致叙利亚亲阿卜杜拉的力量大打折扣。英国政府更是完全忽视他，因为英国更看重戴高乐政府的号召力，不愿意接手叙利亚给阿卜杜拉，而且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如果被激怒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同样重要的是，向英国请求帮助要主导建立阿拉伯统一体的人此时实在太多，有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有埃及的纳哈斯首相，甚至埃及国王法鲁克也产生对阿拉伯统一事业的兴趣。外约旦的局势早已稳定下来，阿卜杜拉对英国政府而言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人了，所以对他的条件也非常怠慢。
英国政府的漠视没有让他心灰，丘吉尔仍然在位，所以还有希望，所以阿卜杜拉继续这项提议——1942 年，阿卜杜拉向英国政府的官员提及大叙利亚的完全统一、大叙利亚和伊拉克实现文化联合，并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和汉志问题将被这个新的联合体解决。次年，正式的备忘录以更有选择余地的方式被递交给英国政府：大叙利亚作为一个实体由阿卜杜拉任国家元首，与伊拉克构成联邦，其他阿拉伯国家可以根据意愿加入；如果前一种方案被否决，就在大叙利亚成立一个中央联邦国家，首都设在大马士革，阿卜杜拉任国家元首。
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方案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而其他的竞争对手们一片混乱没有头绪。埃及想实现对北非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叙利亚主张联邦制国家，沙特家族则高度怀疑这一系列方案，反对形成统一体。
在 1945 年，以“阿拉伯联盟”的形式，各阿拉伯国家只是实现彼此地位的认可与模糊的合作界定，没有取得成效。
7.统一国度的最后尝试
1946 年，外约旦独立为王国，这使阿卜杜拉独立行事的能力大大加强，同时也对“大叙利亚”再度呼吁。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和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都表明支持，这三人都对阿盟的成立深感不满，想自行重启统一计划，倡导把外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囊括进来，黎巴嫩也跟随叙利亚。
但是这次的统一倡议遭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反对，穆夫提阿明·侯赛因坚决反对巴勒斯坦被并入其他实体；埃及和沙特也反对这样大规模的领土格局变动。而在倡议统一的内部，三人的彼此意见也不一致：阿卜杜拉坚持以自己作为谢里夫家族代表的君主制；伊拉克政府则强调领土范围和人口比重，因此要求由他们主导新国家；而叙利亚政府坚持首都必须在大马士革，认定自己的议会制度更先进，而且大马士革悠久的历史更能代表新国家的形象。
外部压力与内部分歧都太大，唯一能使推动统一的动力，来自巴勒斯坦日益严重的锡安主义问题。
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问题，原本在二战开始时得到了缓和，随着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人的需求增长，犹太教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变得困难。纳粹党迫害之下的犹太教徒只能选择美国，但是美国的排犹力量同样强大——早在 19 世纪末，沙俄实行排犹政策曾导致大量俄裔犹太教徒进入美国，引发社会的排斥情绪，半个多世纪后排斥感有增无减，甚至美国本土的犹太教徒也不希望接纳更多欧洲犹太教徒，而向美国政府施压，让欧洲犹太教难民分流到巴勒斯坦。失去英国的扶持的锡安主义者，反而获了更雄厚的支持。
阿卜杜拉在 1947 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发表了一份演讲，其中他这样陈述锡安主义者问题：
也许你们被告知说，“欧洲的犹太教徒不愿意去巴勒斯坦之外的任何地方”。这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代办处最成功的政治宣传成果之一，它以最狂热的热情要促使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个微妙的真相只说出一半，而它却有着双倍的危险。
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不幸的犹太教徒到底想去哪里。
你可能会认为，这样严肃的问题，美国英国或其他负责欧洲犹太教徒事务的当局当然有过详尽的调查，可能是通过投票统计，以确认犹太教徒到底想去哪里。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调查从未举行过，而且犹太代办处阻止了这种尝试。
前一段时间在德国的美国军事总督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些犹太教徒想去巴勒斯坦是如何确认的。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我的犹太顾问告诉我的。”他承认没有任何调查被举行过。这种调查的确有过尝试，但是犹太代办处出面并中止了它。
真相就是，原先在德国集中营受难的犹太教徒，现在正处于锡安主义者的压力中，锡安主义者学到了很多纳粹党的恐怖技巧。作为一名犹太教徒，如果你说你想去的不是巴勒斯坦，而是其他国家，那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这些异议人士会被打成重伤，甚至更严重些。
不久前，在巴勒斯坦，约一千名奥地利裔犹太教徒告知国际难民组织说他们想回到奥地利，并被安排了回国计划。犹太代办处听说这个消息后，以足够强大的政治压力阻止了这次计划。因为有犹太教徒开始离开巴勒斯坦这一事实，会成为犹太代办处宣传工作的硬伤。于是约一千名奥地利人被迫留在了巴勒斯坦，即便违背自己的意愿。
多数的欧洲犹太教徒，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外貌上，都是明显西方的，他们的经历和习惯也是完全城市化的。他们并不想在巴勒斯坦这种贫瘠、干旱、拥挤的土地上当所谓的拓荒先锋队。 但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目前状况下，多数的难民，也就是欧洲犹太教徒们，如果有条件投票的话他们确实会选择巴勒斯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接受他们。 如果是你我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为我们的余生选择一个地方——监狱或者巴勒斯坦，我们当然也都会选择巴勒斯坦。但是若能开放任何其他选项，给他们其他的选择，你就能看到会发生什么。阿卜杜拉一直在和锡安主义者谈判，他坚持想要完整兼并巴勒斯坦，最低限度也要获得它的阿拉伯部分。
锡安主义团体“犹太代办处”在 1947 年派来的代表是果尔达·梅厄，她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女总理，此时只是代办处政治部的官员。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方案和锡安主义者的分歧过大，这场谈判无果，此后犹太代办处的行动越来越出格，各阿拉伯国家感受到压力，在 1948 年 5 月初组成统一战线，阿卜杜拉成为总司令。5 月 11 日，梅厄再度与阿卜杜拉会面，以解除危机。阿卜杜拉不理解犹太代办处如此急躁的心态，他对梅厄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宣告成立政权呢？为什么不多等几年呢？我会接管整个国家，而你们会在它的国会作为议员。我的优待你们，战争也完全会被避免。”
谈判仍然没有结果，阿卜杜拉告诉梅厄如果犹太代办处可以接受这个方案，在 5 月 15 日之前可以告诉他。5 月 14 日下午传来的结果是，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锡安主义者的行为打乱了阿卜杜拉原有的计划，他本来已经规划了和平而折中的解决方案。透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来回看，以色列政府管辖下的犹太教徒们从幼年起就面临战争的威胁，青少年时期就服兵役，终身生活于战争、恐惧与对立的状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反过来说，对阿拉伯人来说，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争，其他的问题或许会变得更容易解决。但是锡安主义团体接受美国政府的扶持，他们有资本不顾后果地选择强硬态度，从而揭开旷日持久的伊斯兰教众-锡安主义者对立的历史帷幕。
锡安主义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强力支持成为锡安主义者的有力后盾，战争很快各有所获地结束。加沙地区被埃及占领，阿卜杜拉则获得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12 月，杰里科会议召开，会议的代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城镇的市长、部落的酋长、军事长官和难民营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最终，通过了七点决议，其中二、四、六条涉及巴勒斯坦的政治地位。决议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任何方案不遵循这一原则都不可能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卜杜拉是巴勒斯坦的国王，人们感谢在他领导下的勇敢的阿拉伯军队为保卫巴勒斯坦作出的努力。
1950 年，阿卜杜拉宣布在法律意义上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国名更改为“约旦哈希姆王国”。阿卜杜拉为了增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归属感，提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法律地位，宣布他们不会被视为外国人，国会选举中西岸地区的阿拉伯人无论是投票人数还是候选人数，都高于东岸。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统一成为阿卜杜拉“大叙利亚”信念相对体面的实现方式，这也鼓励了他继续统一大叙利亚的事业。
与此同时，其他的统一计划也在被实行——以色列独立战争当然是直接刺激，叙利亚与伊拉克两方的政府开始谈判进程，1949 年达成了合并的协议，但是被反对统一的叙利亚军官发动政变，统一计划由此中断。于是阿卜杜拉尝试与叙利亚方面沟通，以便自己刚获得的巴勒斯坦作为势如破竹的动力象征，帮助他重建“大叙利亚”。在 1950 年，新当选的叙利亚总理纳吉姆·库德西访问约旦，阿卜杜拉向他提出了统一建议，理由除了谢里夫家族对大叙利亚地区的合理宣称外，加上了反抗以色列、防范共产主义威胁等新的理由。而此时掌权叙利亚的正是坚决拒绝一切合并的军官集团，他们受美国中情局的资助，库德西当然无法赞成这个意见，以自己无法左右国内的民族情绪为由拒绝了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随后致信给黎巴嫩前总理雅德·索胡，希望他介入统一方案，也同样遭到拒绝。
实际上，进入 50 年代后，大叙利亚计划确实很难实施了，各国政府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形，他们都不愿意松手自己掌控中的权力，甚至被自己炮制出的地方民族情绪所感染，统一在任何旗号下都显得遥不可及。阿卜杜拉唯一可以选择的统一对象，就是同为谢里夫家族的伊拉克，此时的伊拉克国王是费萨尔二世——阿卜杜拉的兄弟费萨尔一世的孙子。阿卜杜拉计划让费萨尔二世继位自己的王位，同时实现伊拉克与约旦的统一，但是沙特家族、叙利亚的民族主义政府，以及此时正野心勃勃的埃及，都反对伊拉克和约旦的统一，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力量开始介入此事，直到阿卜杜拉去世后，他们让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继位，彻底消除了约旦和伊拉克合并的可能性。
阿卜杜拉的去世，发生在 1951 年 7 月 20 日。他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参加礼拜时被暗杀，二十年前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正是葬于这里。如同他的父亲一样，阿卜杜拉国王带着谢里夫家族的荣光和理想而去，大叙利亚的理想也从此消失于历史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