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远在波斯的“忠实小弟”，伊尔汗国给元朝带来了什么？
1206 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往后的几十年，他跟他的继承者们在亚洲以及欧洲的广大地区，进行这长期的征战，不断扩大蒙古国的疆域。甚至将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的多民族居住地区连成了一片。
蒙古四大汗国
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与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和伸向南海、印度洋的远洋航线，让亚、欧、非许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和习俗的民族有了广泛的交流。
这一时期的波斯地区，即蒙古帝国的藩属国——伊尔汗国，跟帝国本部的元朝，有着比其他诸汗国更深层次的交往。
1）伊尔汗国在何方？
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继承汗位。
次年，他的六弟旭烈兀，带着兄长“从阿姆河两岸到密昔儿（埃及）国土尽头的广大地区内，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的嘱托，开始了第三次西征。
蒙古三次西征路线图
旭烈兀的大军渡阿姆河西进，迅速降服了地处波斯的木剌夷国（详细了解：历史 | 刺客信条的最终倒掉：旭烈兀覆灭山中老人记）
1258年1月底，他的军队向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发起总攻。2月10日，哈里发穆斯台绥木率众投降，阿拔斯王朝宣告灭亡。
旭烈兀军队围攻巴格达（原图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蒙古军队进入巴格达后，展开了超过一个星期的屠城。
据史料记载，有80万居民在这次屠杀中丧生，至于王朝的末代哈里发穆斯台绥木，被“毡裹着纵马踏死”，其家族成员被尽数诛杀。
这次屠城，被认为是伊斯兰历史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之一。
巴格达的陷落，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陷入恐慌。
当年8月，摩苏尔、法尔斯及小亚细亚罗姆苏丹国的统治者相继祝贺旭烈兀成功占领巴格达，并表示归顺。
同时，旭烈兀还接受了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和安条克公国波赫蒙德六世的归诚，组成了蒙古—拉丁同盟。
1259年，旭烈兀兵分三路，进攻叙利亚。次年1月，他的军队占领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10余万人惨被俘虏。
内陆各地慑于蒙古军威，纷纷请降，大马士革、哈马、霍姆斯诸城达官显贵派人觐见旭烈兀。
蒙古军队稍作喘息，快速南下进攻叙利亚国都城大马士革。
讽刺的是，叙利亚（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纳昔尔，在得知阿勒颇陷落的消息后，选择提前跑路了（最终还是被俘虏了）。
1997年的大马士革
蒙古军队兵临城下，“无主之城”大马士革陷入慌乱。
异密宰奴丁苏黎曼，即以宰奴哈菲齐之名召集诸绅士长开会，决定把城献给旭烈兀，以免流血。旭烈兀赐予锦袍，并命其为叙利亚的大断事官。
尽管镇守大马士革的两三万守军拒绝投降，但很快也被蒙古军队击败，旭烈兀亦全部占领叙利亚。
不过，在攻占大马士革后，他的军队受到了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 不得不退出叙利亚。
埃及的“奴隶兵”马穆鲁克骑兵，成功抵挡住了蒙古骑兵西行的脚步
最终，旭烈兀以波斯为基础，建立了伊尔汗国。
旭烈兀和妻子脱忽思哈敦
伊尔汗国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上游，西及伊拉克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临波斯湾，北抵高加索山，定都桃里寺城，即伊朗大不里士。
2）伊尔汗国与元朝的文化交流
为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四处设立驿站，开辟驿路。就像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的那样：
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要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
到合赞汗（汗国第七位君主）统治时期, 其驿站可通达“汉地、忻都思丹（印度）和其他远近各国”。
合赞汗
据17世纪中亚著名《突厥世系》的作者阿不勒·噶齐记载：
（因为驿站的建立）在伊朗和都兰（今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向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
西域驿站的建立，更使东西方人民往来更加频繁和便捷。人们通过驿站“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在元朝建立近百年中，与伊尔汗国（波斯地区）的交往，一直都是依靠发达的驿站系统有序地进行。在元朝与西亚、欧洲的交往中，伊尔汗国更承担着桥梁的作用。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相比于其他汗国，伊尔汗国跟元朝“关系更铁”？
从血缘上说，伊尔汗国的缔造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同属于拖雷系。更何况，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旭烈兀还忽必烈的坚定支持者。
伊尔汗国尊奉元帝为宗主，谕旨钤（颁发谕旨所用的印章）用元廷所赐“辅国安民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等汉字印玺。
历代汗王，几乎都以元廷诏谕而继位；那怕是汗王娶妃，也要奏请大汗恩准，并以大汗赐婚为殊荣。
伊尔汗国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文书，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
另外，双方还有诸多交换官吏的记录。
譬如全面负责伐南的伯颜，原本是伊尔汗国出访元朝的“全权大使”，因为深得忽必烈赏识，随即被留作侍臣，共谋国事。
伯颜画像
而忽必烈的丞相孛罗，则因为得到了旭烈兀赏识而留在了伊尔汗国。
从地理位置上讲，伊尔汗国是自古以来的中西交通要道，再加上本土的回回人善于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因此，伊尔汗国的工商业和边境贸易都颇为发达，跟元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
《元史》记载：泰定三年(1326年)，伊尔汗国不赛因以西马、驼、独峰驼、虎、玉等物上贡达五次之多。
两国的交往不只限于陆路，双方使臣、商贾也常乘船经印度洋、南海海道而交往。
尤其是海都（窝阔台之孙，忽必烈的“铁杆”反对者）叛据中亚以后，通过海上交通加强与伊尔汗国的联系更为重要。
据元人黄溍《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载：
嘉兴人杨枢于大德五年（1301年），“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汗所遣使臣那怀等如（入）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
宋元时期泉州港对外贸易线路图
杨枢所行的海道，一般由泉州港出发，绕过中南半岛至印度洋，在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登陆，进而至伊尔汗国都城大不里士。
早在蒙古帝国建立伊始，西域回回人（以波斯居多）就进入了漠北高原；蒙古西征时期，蒙古人与西域回回人的交往更为频繁。
元朝建立后，两者的交往更是达到高峰，其中不乏军士工匠、商旅、教士、医生、学者等。
1269年，蒙古军久攻襄阳、樊城不下。元军主帅、畏兀儿人阿里海牙以西域回回炮威力甚大，乃建议世祖征西域回回炮手前来助战。
于是，忽必烈便“遣使征炮匠于波斯”，伊尔汗国阿八哈汗派以善造炮而名扬西域的回回炮手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等一批回回炮手和工匠。武器升级的蒙古军队，很快就占领了襄、樊二城。
襄阳砲（通“炮”）
尝到了甜头的忽必烈，不仅召集更多的回回炮手东来，并成立回回炮手总管府，令其效力于灭宋的各个战场。
除了回回炮手，忽必烈还曾“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
元朝建立后，大量在伊尔汗国马拉格天文台工作的波斯天文学者，被征调进入元朝设置的回回司天监，以伊斯兰天文学体系进行天体观察与历法推算。
另外，当时的元朝境内还有不少来自波斯的伊斯兰教士。
当时的元朝人，以波斯语音称伊斯兰教徒为木速蛮（Musulman）或木速鲁蛮，对伊斯兰教士则以波斯文Dashmand的音译，称为答失蛮。
3）伊斯兰文明在中国
8~12纪是伊斯兰文化最辉煌的时代，对亚、非、欧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人们有着深刻且不可磨灭的影响。
尽管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灭亡，使得伊斯兰文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这一时期局部地区伊斯兰文明的发展，仍在继续着。
以伊尔汗国都城大不里士、马拉格地区及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知识的繁荣，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余绪，其影响遍及亚洲陆地的各族人民。
随蒙古远道东迁的波斯人，由于具有高超的文化和优良的技艺，而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回教系的学问、技艺、文物、衣食亦随之传播到元朝”，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坦诚的说，元朝与西域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地区，更准确地说，是以伊尔汗国为交流对象的。
就像李约瑟先生说的：
在元代，阿拉伯人（以波斯人与中亚人为主）在中国科学技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同印度人在唐代的角色十分相似。
李约瑟
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代表的诸多知识与成果，正是随着蒙古对波斯地区的征服而传入中国的。
元朝的郭守敬设计有13种天文仪器，其总数和波斯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这些仪器是在1276年以后设计制造的。
郭守敬
马拉格的仪器，则在13世纪60年代便已经完成并用于观测了。
曾在马拉格天文台有过工作经历的回回人扎马鲁丁，在大都（即北京）主持制造了7件被称为“西域仪象”的天文仪器。
扎马鲁丁
郭守敬正是通过回回司天监和扎马鲁丁的“西域仪象”，深度学习了伊斯兰天文学的知识，在天文仪器的设置上也吸收了伊斯兰天文仪器的长处。
伴随着波斯天文学家的东来的，还有琳琅满目的伊斯兰天文书籍。
在《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目”195部，“自元世载入, 藏之府库, （后）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书, 思过半矣”。
其中“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天文历表）是1272年刚刚完成的波斯文的《伊利汗天文表》。
许多天文数据，需要通过数学演算才能得出结论。因此，伊斯兰数学知识也伴随着天文学者传入到了中国。
在当时，已开始采用“0”空位、阿拉伯数码、土盘算法及弧三角学等伊斯兰数学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伊尔汗国的波斯人扎马鲁丁，还是元初伊斯兰地理学东传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曾主持编纂了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
大元大一统志
此书按例在每一路卷首绘有彩色地理小图，并绘制一幅彩色“天下地理总图”；分卷各路地图内，还兼有西域回回等地之图，内容极为详实。其卷帙之富，是以前中国地理志所不能比拟的。
早在蒙古帝国时期，波斯文就有流传之势。
蒙哥汗时，所有官员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土番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 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
到了元朝时期，伴随着大量波斯人东来，波斯文也开始在中土流行。
1289年，忽必烈批准尚书省奏议，设立回回国子学；1314 年，改为回回国子监，监官“笃意领教”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和回回文（波斯文）。
元朝时期，我国的陶瓷工艺从波斯陶瓷工艺中获益颇多，其中的代表就是众人皆知的青花瓷技术。元代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其钴料呈色大多采用进口，纹饰繁富，形制巨大，且多数运销海外。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拍卖成交价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
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先生认为：
在景德镇烧制的洁白素地的瓷器上，用鲜艳的钴蓝描绘出花纹、鸟兽纹或风景、人物等的青花瓷，我认为是蒙古帝国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在波斯的伊斯兰陶器艺术影响下产生的。
另外，波斯回回人在毛棉纺织业也颇有建树。
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常有所谓的内庭大宴，即“质孙宴”。宴会要求从皇帝到贵族大臣，甚至连近侍、卫士、乐士等均统一穿着上下有别、等级身份不同的一色服装。
按照当时内府定制，这种质孙服必须用“纳石失”织成。
“纳石失”为波斯语Nasish的音译，即“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是一种绣金锦缎，源于波斯地区的一种金丝纺织技术。
纳石失
由波斯工匠所织的纳石失，品质优良，深得蒙古贵族的喜爱，有些织品甚至成为皇帝赏赐臣下的贵重物品。
纳石失
除质孙服外，像皇帝衣着服冕中的玉环绶和履，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宫廷仪仗队的服装，蒙古王公贵族、朝内百官所用物品等, 也多以纳石失制成。
为此，元朝专门设置别失八里局、弘州人匠提举司、纳石失毛段二局、兴和路荨麻林人匠提举司和弘州、荨麻林纳石失局等机构，旨在加强其生产与管理。
镔铁器具的制造，也是由波斯地区传入元朝的又一重要手工技艺。
有关镔铁的记载尽管早已有之，但都言其产于西域诸国。直至元朝，随着西域工匠的大量入华，元朝不仅有了自己的镔铁生产，而且政府还专门设立相关机构加以管理。
元朝的镔铁生产，主要由提举右八作司和镔铁局负责。其中，镔铁局生产的器具主要为上都、大都两京怯薛侍卫所用的刀、剑器和蒙古贵族所需的生活器具。
4）总结
总的来说，彼时伊尔汗国与元朝在各领域的交往，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较之过往大为拓展。
而波斯地区文化与技艺的传入，由于得到元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大丰富了元朝中国文化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