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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故事
王文胜/文
儿子的作文题目是《名字的故事》,让我提供素材。晚饭后,我坐在书桌前,结结实实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我起名字晚,三岁上父母还叫我“羔子”,按现在的理解,羔子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大概还有“可爱的小孩子”的意思在里边,这是个统称,在我们那里,很多小孩子都叫“羔子”,或者“大羔子”“二羔子”。
有一次我跟父亲去他工作的学校(父亲是学校炊事员),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师问我的名字,父亲说叫“羔子”,那个老师笑得直掉眼泪,眼镜摘下好几次。最后他说:“这么吧,我给他起个名字,他是66年出生的,是四清运动的最后一年,为了纪念,就叫他‘四清’吧。”
父亲没有文化,对文化人的话当然相信,再说名字也就是个符号,又没有什么侵权之类的存在,就说“好!”。于是学校里的人便叫我“四清”,好像“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并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的责任,在我一个人的肩上,其他人都是观众。
我父亲得意地把“四清“这个名字通报给左邻右舍,立马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其中就有母亲,人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终究是有区别的。但再叫“羔子“显然已经不合适,这时候有人提议叫“金铃”,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爱唱歌,叫这个名字不仅响亮,说不定今后还能成为歌唱家什么的,又没有政治色彩,再加上爸爸名字里含有“铜”,我这里再添一“金”,也名正言顺,于是“金铃“这个名字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同。直到现在,家乡人仍叫我金铃,只可惜后来我没有成为歌唱家,也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那一年我跟着别人去学校报名,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的同伴在一旁抢答:“他叫王金铃。”老师抬起头来打量了我一下,眼眯成一道线,然后又皱眉,说:“怎么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我当时很窘迫,也很惭愧,犯了错误似的脸臊得通红。好在老师很大度,说:“王金玲就王金玲吧,有个符号就行。”我像得到了大赦,觉得这老师真好。
回家把老师的话告诉大姐二姐,她们都笑了,大姐安慰我说:“等想出好名字再给你换一个。”于是王金玲就成了我的正式学名。
姐姐好几年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名字。上五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一个女生,叫张金铃,很漂亮。凑巧老师提问爱省略姓,这一下风波就来了。老师一喊“金铃”,我们两个人同时站起来,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几次这样的大笑之后,那个也叫金铃的女生在一旁掉眼泪,老师也觉得难堪,就瞪着眼对我吼:“王金铃,你今后不能再叫王金玲。”弄得我又像犯了什么大错似地脸红,我现在动不动就脸红的毛病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女金铃的家长不止一次地找到学校,并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说:“男孩子家,叫啥女名,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再改一个,要不将来会没出息的。”
我那个时候上进心很强,不象现在这样吊儿郎当,于是回到家就哭着闹着,抱怨大姐没有给我想出好名字。
大姐可能也觉察到了不妥,饭也不吃就跑到邻居家借了一本翻烂了的字典,开始为我起名字。等我扛起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好的名字已经想出来了,叫“王文胜”。因为在学科里,我的语文成绩最好,又为了预祝将来的胜利,所以精心选了这个名字。学校比我们更急迫,在那天下午,我的新名字就被登记在学校的花名册上了。
名字的麻烦终于解决了,因为全校没有一个人叫“王文胜”的。这样风平浪静了没多久,我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菏泽师专附中。
张榜公布的那一天,我兴冲冲地去了舅家,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推开门,看到舅舅在屋里看报纸,我便装着很平静地说:“舅,我考上附中了。”舅舅很高兴,拉住我的手说:“金铃真聪明!”然后又脸朝外喊他的儿子:“王文胜,你金铃哥考上附中了,你也应该努力了。”
我的天啊,原来我的小表弟早就叫“王文胜”了,我竟一点都不知道!我没敢多想,忙和舅舅打了一声招呼,逃也似地离开了。
附中,我几次向老师申请改名字,但他们不是说改名字麻烦,就说领导没空,全然不似当初,所以王文胜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还被我使用着。这其中的原因,我想学校里当时没有一个叫王文胜的,设想如果表弟和我同班,事情断不会如此的。现在,亲戚们为了区别,管我叫大王文胜,管表弟叫小王文胜。不知将来这个名字还能维持多久?
作家叶兆言先生比我博学,他知道瑞典的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只有三个姓,这就是安德逊,约翰逊,尼克尔逊,同时被三百万瑞典人使用的还有六个男名和六十个女名,因此聪明的瑞典人不得不用电子计算机来组合姓名。若干年以后我们是否采取这种办法也未可知,只是现在,“王文胜”这个名字在电脑上一输,几十个不同的王文胜就会闪亮登场。
“好在符号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要看货色。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光一个名字响亮,并没有什么意义。”非常同意叶先生的观点,同时也准备把这段话讲给儿子听。
作者简介:
王文胜,男,菏泽市牡丹区人,有《与你同行》一书出版,诗文发表在《中华诗词》等各级报刊杂志。(编辑:马学民)